《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扭曲報導
這家「權威媒體」如何一再不報導對法輪功的暴行，反而擴大中共宣傳，造成災難性後果
New York Times headquarters (stock.adobe.com)
英文版發佈日期：2024年3月21日
主要調查結果
中共對法輪功修煉群體所發動的暴力鎮壓，是中國當前最嚴重的人權危機之一，影響數千萬人，並耗費數十億美元。然而，這場迫害卻長期遭到嚴重忽視，其受害者更被遭到漠視甚至污衊。值此這場悲劇即將屆滿25週年之際，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審查了《紐約時報》這份制定議程的報紙對法輪功的報導，結果令人震驚。
- 廣泛的誤導性報導：《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導，在修煉內涵與迫害規模兩方面，皆存在重大且不負責任的扭曲。這份報告詳盡揭示了這些發現——這是過去25年來國際媒體報導中最嚴重的失敗之一，對中國以及全世界的人們帶來深遠的影響。
- 錯誤頻生：《紐約時報》關於法輪功的報導充斥著事實錯誤，從看似無害的錯誤描述，到更具傷害性的標籤與污名化語言，助長了對法輪功的仇恨與歧視。該報對法輪功教義與信仰的詮釋，長期以來多為負面與失真，經常採用中共的敘事框架。這樣所呈現出的法輪功形象，既不符合實際修煉者的真實經歷，也與宗教研究專家的評價背道而馳。
- 不加核查地採納中共對迫害的敘事框架：《紐約時報》自1999年7月中共發起對法輪功的暴力鎮壓以來，其相關報導便傾向採用中共的說法。該報不加核查地重複，甚至似乎內化了中共對這場迫害行動的關鍵敘述。即便這些說法與《紐約時報》早期的報導及人權組織後續的研究結果相互矛盾，這種偏頗的情況仍然發生並持續存在。
- 對法輪功受迫害保持沉默：過去20年來，《紐約時報》對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殘酷迫害，包括強制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為，一直保持著異常的沉默。令人震驚的是，自2016年以來，該報竟未刊出任何一篇聚焦於中國法輪功學員人權迫害的新聞報導，即使這些迫害至今仍在大規模持續發生。該報對人權組織的重大調查報告，以及2019年倫敦「中國法庭」針對活摘器官的裁決結果置若罔聞，同樣忽視了多起引發國際關注的個案，包括冤獄判刑與在拘禁中死亡的情況。據稱，至少有一名前《紐約時報》記者透露，曾被編輯禁止調查法輪功學員與其他良心犯遭活摘器官的問題。
- 與其他媒體的相關報導相反：《紐約時報》在法輪功人權危機初期的報導，與其他主要媒體有顯著差異。當《紐約時報》似乎專注於扭曲法輪功信仰內容、以及改善與中共領導層的關係時，《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對揭露鎮壓所造成的嚴重人員傷亡、迫害系統的運作結構，以及中共針對法輪功所散布宣傳中的諸多不實之處，則進行了具開創性的深度調查並發表了屢獲殊榮的新聞報導。時間來到2019年，《衛報》與《路透社》等媒體也報導了中國法庭的調查結果，而《紐約時報》卻選擇視而不見。
- 與對維吾爾人與藏人的報導不同：《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沉默，在對照其對中國其他宗教與少數民族人權危機的報導時，顯得更加鮮明。儘管在中國境內，法輪功修煉者的人數遠多於維吾爾族與藏族，自2009年以來，《紐約時報》已發表數百篇關於維吾爾族人和藏族人的文章，包括調查報告和針對個別被囚維吾爾人與藏人的同情報導，還有數十篇由學者與這些族群成員撰寫的專欄文章。相較之下，該報在同一時期僅發表了7篇關於法輪功受迫害的報導，且從未刊登過任何一篇由法輪功學員撰寫的專欄文章。
- 日益加劇的扭曲報導：近年來，《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導問題愈發嚴重。不僅對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人權侵害全面噤聲，僅有的少數相關文章還帶有明顯敵意，矛頭直指由法輪功學員創辦的各類機構。這些負面報導不僅重複過往的錯誤資訊，還加入了新的不實指控，實際上起到了配合中共詆毀法輪功、打壓異議者的作用。
- 生命損失與資訊缺失：《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扭曲報導及不負責任地將將法輪功學員視為「不值得關注的受害者」的態度，不僅助長了犯罪者逍遙法外，更使受害者失去了重要的國際聲援，無疑加劇了中國大陸各地遭受的苦難與生命損失。鑒於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與中國日常生活中多項核心議題——包括網路審查、公眾監控、強迫勞動與法治缺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長期沉默，也使政策制定者與企業無法獲得了解當今中國局勢的關鍵信息。
- 《紐約時報》扭曲報導的受益者：相對而言，中共政權從《紐約時報》的報導中獲益良多，不僅助長了其邊緣化法輪功，淡化甚至掩蓋了對法輪功的鎮壓，也在國內外為其反法輪功的宣傳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公信力。與此同時，《紐約時報》對中共系統性迫害法輪功的宗教鎮壓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從而避免遭受中共政權更嚴厲的懲罰（甚至可能因此獲得了好處）。
1. 為何撰寫此報告？
一名30歲男子因派發傳單而被關押，死於中國的監獄中，其死訊由一位老同學發布在推特上，迅速引發熱議。一家科技公司在出售給中國警方的監控設備中加入一項特殊的「警報」功能，用於識別某受迫害宗教團體的成員。在某中國城市，警方同步發動突襲行動，拘捕數十名以和平方式對抗審查制度與宗教迫害的基層維權人士。勞改營的倖存者不斷地揭露，他們曾被強迫包裝出口商品，包括玩具、筷子與節日裝飾品。[1]
對一般新聞讀者而言，這些事件乍看之下似乎很有新聞價值，不僅涉及人道關懷，也關乎政策與商業層面。事實上，在許多涉及中國某些族群（維權律師、維吾爾人、藏人）的情況下，《紐約時報》都投入了大量資源、關注與專欄版面來報導這類事件。
但若同樣的事件涉及一位修煉法輪功的中國人——法輪功是一種全球數千萬人的身心修煉法門，《紐約時報》的報導角度卻顯得截然不同。不僅對受害者的困境通常保持沉默與冷漠，甚至在少數有報導的情況下，文章中常充斥著誤導性描述、不實，甚至帶有公然敵意，展現出令人震驚的不專業與偏見。
或許會有人覺得這樣的說法過於驚人：這家被譽為「記錄者」的主流媒體，竟然表現出如此不負責任與不道德的態度。然而，作為一個致力於記錄中國法輪功學員所遭受人權迫害、並為受害者發聲的組織，法輪大法信息中心（以下簡稱「信息中心」）在過去二十年中，一次又一次對《紐約時報》報導法輪功及其信仰者所遭受的迫害的描述感到沮喪，因為這些報導與法輪功學員真實的生活經歷有著極大落差。
隨著中共迫害法輪功即將邁入第25個年頭（2024年7月），而《紐約時報》近年來對法輪功的報導愈發敵意與令人不安，「信息中心」認為，是時候對該報在此議題上的報導進行系統性審視與分析了。
眼前這份報告正是該檢視過程的成果，詳實呈現了一家全球領先媒體如何忽視並扭曲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人權危機之一。如此一來，不僅剝奪了受害者本可挽救生命的國際關注，也使讀者失去了本可影響對這個崛起中全球強權之政策決策與商業投資的重要資訊。
以下所揭示的許多現象不一定僅限於《紐約時報》獨有的，但該報在報導上的問題——以及更常見的沉默——比起其他媒體更加明顯。由於《紐約時報》在美國乃至全球媒體格局中擁有獨特的議題設定地位，其報導影響力更為深遠，也因此承擔著更大的責任，理應秉持更高的新聞專業標準，力求報導的真實與準確。
我們「信息中心」並非輕率地做出發表這份報告的決定。和許多美國人一樣，我們曾經視《紐約時報》為值得信賴的新聞來源，然而每當該報報導我們這個社群時，我們卻一次又一次地深感失望。早在2008年，我們就曾完成一版初步的研究，並私下與《紐約時報》的監察員分享，但該報告最終未被公開發表。
時隔十五年之後，我們對當初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更新與修訂，並決定正式公開發表此報告，期望能夠釐清事實，還原真相。此舉也正值越來越多人士——包括《紐約時報》前員工——對該報在政治與道德層面上所存在的問題表達關切之際。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一種新趨勢：該報對法輪功的報導日益帶有明顯敵意。
在閱讀接下來的文章時，我們僅懇請您保持一顆開放的心。也許，您可以試著想一想——如果您的姐妹、母親，或兒子，僅僅因為修煉一種讓他們身心受益的打坐與心靈修煉方法，或是因為發放揭露他人被酷刑迫害的傳單，而被關進中國的監獄，飽受難以想像的折磨——此時，《紐約時報》卻以那樣的方式描繪他們及他們的遭遇，您會作何感想？
研究方法
在彙整本報告所依據的資料時，「信息中心」主要依賴一套由《紐約時報》官網透過其「文章搜尋 API」直接擷取的資料庫，涵蓋期間為1999年至2024年。每篇擷取的文章包含標題、導語、摘要、日期、所屬版面、頁碼、作者署名、文章網址以及全文內容等欄位。
這些擷取的文章被儲存於一個 SQLite 資料庫中。研究人員接著根據不同欄位中出現的關鍵詞提取相關資料子集，並進行人工審查以移除重複項目，隨後展開分析與編碼。其中，有159篇文章被歸類為聚焦於法輪功，判斷依據為該詞出現在標題、導語或摘要中。對於每一項數據，「訊息中心」皆附有具體說明從整體資料集中識別出該資料點的具體方法。
基本背景
一處位於北京的法輪功煉功點，攝於1998年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是一種源自佛家修煉傳統的心靈修行法門。法輪功結合了打坐、緩慢的煉功動作，以及以「真、善、忍」為核心的道德理念。修煉者力求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三大原則。法輪功沒有神職人員、固定的宗教場所，也沒有嚴格的組織結構。對許多修煉者而言，這是一種深具個人意義的修行方式。他們可以自己閱讀法輪功書籍、煉功，或者聚集在一起做這些事。
1992年，李洪志先生在中國首次向公眾傳授法輪功，並迅速傳開。1990年代，法輪功多次受到中國政府官員與官方媒體的讚揚。到了1999年，中國政府自己估計，國內修煉法輪功的人數已達七千萬，超過當時中共黨員的總數。由於法輪功在社會上廣受歡迎，以及其獨立於中共控制之外的特性，引發時任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的強烈疑懼。1999年夏季，江澤民下令要將法輪功「剷除」。他成立了一個非法的特別機構——「610辦公室」，賦予其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以一切必要手段鎮壓法輪功。
1999年7月20日，中共政權發起了一場全面消滅法輪功的運動，包括公開焚燒法輪功書籍、大規模拘捕已知的學員與地方協調人員，以及透過官方媒體大量捏造謊言，妖魔化法輪功及其創始人。在過去24年間，數以百萬計的法輪功學員遭到警方綁架、非法監禁、酷刑折磨，甚至在拘留期間被迫害致死。據記載，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已超過5000起。此外，根據「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的估計，可能有數十萬人被活摘器官，以供應中國快速發展、規模數十億美元的器官移植產業。 [2] 多方證據顯示，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行為構成了反人類罪；多位國際專家與知名人權律師更明確指出，這場迫害已構成種族滅絕。[3]
儘管迫害殘酷持續，在中國仍有數百萬，甚至數千萬人堅持修煉法輪功，因為他們親身體驗到法輪功為他們的身心健康帶來了改善。與此同時，世界各地超過一百個國家與地區的數十萬人也加入了這一超越文化、語言與族裔的界限的修煉行列。
2. 不祥的開端
在法輪功人權危機初現之際，《紐約時報》似乎將重心放在扭曲法輪功信仰、迎合中共政權的立場上，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其他媒體卻發表了一系列開創性且屢獲殊榮的報導，深入揭露了這場鎮壓的真相。
1999年4月，逾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聚集在中南海附近，引起西方媒體的震驚。這場集會是針對當局日益加劇的騷擾行為，以及稍早在鄰近城市發生的40名學員被非法逮捕事件所作出的回應。[4] 儘管法輪功在此前七年間於中國大陸日益普及，但當時西方社會對這一心靈修煉法門所知甚少。
隨著事態升級，最終在1999年7月全面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鎮壓運動，西方媒體的報導在初期仍相對淺薄，僅提供了中共官方聲明與對可見事件的基本描述。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在1999年下半年，隨著駐地記者對這場新興人權危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西方媒體對法輪功的調查與報導也逐漸展現出更深層次的內容與關注。
然而，在接下來的三年中，《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導與其他主流媒體之間出現了明顯且令人不安的分歧。
其他主要媒體的調查報導和揭穿中共的宣傳
在同一時期，《華盛頓郵報》對法輪功在中國的情況也進行了開創性的報導。1999年11月12日的文章〈中國鎮壓的裂痕〉（Cracks in China’s Crackdown）是國際媒體中最早準確指出時任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是鎮壓法輪功唯一策動者，並揭露由他親自下令將法輪功定為所謂「邪教」的真相。[7] 2001年2月6日的文章〈人火點燃中國之迷〉（Human Fire Ignites Chinese Mystery）則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篇對天安門自焚事件中涉案者身分進行調查的西方主要新聞報導。該文揭示，中共聲稱參與者為法輪功學員的說法並不成立，至少部分自焚者實際並未修煉法輪功。這一發現戳破了中共藉由該事件進行抹黑宣傳、煽動國內外仇視法輪功的操作。[8] 2001年8月5日，《華盛頓郵報》發表〈酷刑正在摧毀法輪功〉（Torture Is Breaking Falun Gong），成為首家披露北京當局明確指示對法輪功學員動用酷刑的細節，以及這場殘酷政策對全國無數家庭造成毀滅性代價的西方媒體。[9]
《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膚淺報導與負面描繪
在同一時期，《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導，除兩次可能的例外，都缺乏實地調查，幾乎完全依賴中共官方聲明或在公共場所進行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作為報導依據。其新聞呈現著對法輪功教義的不準確與負面描述為主。其中一個例子是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於2000年4月30日撰寫的〈鏟除法輪功；中國向神秘主義宣戰〉（Rooting out Falun Gong; China Makes War on Mysticism）。儘管標題看似意圖深入剖析中共政權的鎮壓行動，實際上，這篇文章更像是史密斯本人對法輪功的情緒性抨擊，文中充斥他以世俗視角對法輪功著作與信仰的誤讀與曲解。
然而，這類描述並非個案。從1999年到2002年間，《紐約時報》共發表了58篇有關中國法輪功的新聞報導。其中，有44篇文章對法輪功進行了負面或不實的描述，僅有9篇提供中立或正面的敘述，其餘5篇則未對法輪功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評價。
就內容而言，這58篇報導中，僅有2篇是以原創的實地採訪為主導（而非依賴他人聲明或行動所觸發的新聞）。其中一篇是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於2001年7月5日發表的〈潛伏中的運動〉（A Movement in Hiding），圍繞對一位名為「趙勵德」（Lloyd Zhao）的法輪功學員的訪談。然而，該文充斥對法輪功信仰的錯誤與誤導性描繪，嚴重偏離事實。
另一篇則是伊莉莎白・羅森塔爾（Elisabeth Rosenthal）於2001年1月26日撰寫的〈北京與教派之戰：「巨人對抗幽靈」〉（Beijing in Battle With Sect: ‘A Giant Fighting a Ghost’），可說是《紐約時報》在這三年中資訊量最多、最具價值的報導。然而，該文標題使用了貶義性的「教派」（sect）一詞，並在內文中將「五名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自焚」的說法當作事實陳述，而這一敘述在十天後即被《華盛頓郵報》透過原創調查報導推翻了。[10]
與鎮壓主謀江澤民的私下會晤
然而，在這段時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也許並不是《紐約時報》所發表的任何文章，而是一場發生於2001年8月的私下會面。當時，《紐約時報》代表團（包括時任發行人亞瑟・蘇茲伯格二世（Arthur Sulzberger Jr.））與江澤民會晤。[14]江澤民正是《華盛頓郵報》在不到一年前明確指出的這場鎮壓行動的主要策劃者。[15] 根據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於2017年的報導，該次會晤的目的，是探討推出《紐約時報》中文版的可能性，以及其他商業利益。與此同時，代表團亦向中方表達對於《紐約時報》網站在中國遭到封鎖的關切。會後數日，紐約時報網站（nytimes.com）的封鎖即被解除，並接下來的十年內持續向中國大陸讀者開放。《紐約時報》也隨即刊登了對江澤民的獨家專訪節選。 [16]
2001年，《紐約時報》發行人亞瑟・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與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會晤
因此，當《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製作出獲得普立茲獎的開創性新聞報導時，《紐約時報》在同一時期的巔峰成就，則是推動其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同時對法輪功的報導充滿不準確和負面的報導。
這一不祥的開端為接下來20多年的問題新聞報導埋下伏筆，《紐約時報》進一步繼續詆毀法輪功信仰和教義，並忽視了對這精神修煉團體所遭受的嚴重且有充分證據的侵犯人權行為。
3. 詆毀和扭曲法輪功
《紐約時報》對法輪功教義和信仰的描述一直是不準確且負面，常常跟隨中共對法輪功事件的描述。
在中共取締法輪功並發動鎮壓行動後不久，由於殘酷地攻擊數千萬在公園打坐的民眾，中共一直面臨國際社會的批評和國內的質疑。因此，為了配合這場鎮壓行動，中共同時展開了大規模的宣傳運動，試圖為其行動辯護，並煽動輿論對法輪功的敵意。這場宣傳攻勢包含各種指控，甚至捏造內容，聲稱法輪功具有危險性，並將其貼上所謂「邪教」的標籤。
事實是——而且至今仍然如此——法輪功是一種和平的打坐修煉與精神修為之道，教導人們道德提升並有助於身心健康。多位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與專家早已多次強調，法輪功並不具備任何「邪教」的特徵；更有專家明確指出，中共對法輪功貼上這種污名化標籤，從一開始就是一種「轉移視線的幌子」。[17]
但若從《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導與遣詞用字來看，讀者根本無從得知上述事實。事實上，讀者往往會被引導相信相反的觀點。根據對《紐約時報》自1999年以來刊登的159篇聚焦法輪功的文章進行的資料分析，發現這些報導經常不準確，錯誤頻出，而且中共偏好的污名化法輪功的標籤出現的頻率明顯遠高於專家評估或法輪功學員真實的生活經歷。
錯誤且帶有貶義的用詞主導了整體敘事
對1999年至2023年間《紐約時報》所刊登、聚焦法輪功的159篇文章進行整體分析後發現，其中有91篇使用了不準確或帶有貶義的措辭；而採用中立或正面描述的僅有40篇。另有28篇僅以「法輪功靈修運動」（Falun Gong spiritual movement）等簡略語句提及，未作進一步說明。[18]
優先使用中共術語而非法輪功核心原則
對於大多數新聞讀者而言，法輪功是一個陌生的新興宗教運動，讀者在了解這個團體時，很可能仰賴《紐約時報》的解釋來認識法輪功是什麼，以及中共為何會如此猛烈地鎮壓這個團體。基於此，人們或許會認為，《紐時》對法輪功的描述應主要來自於信仰者熟悉、且學者引用的核心原則與特點。
然而，法輪功的核心原則——「真、善、忍」（有多種翻譯）——幾乎完全缺席於報導中。這一詞語可譯為「真誠、善良、寬容」，是法輪功的根本指導原則。在任何法輪功活動中，都可以看到這三個字「真、善、忍」出現在橫幅或標語上；它們也頻繁出現在法輪功的對外介紹資料中，並在學員的回憶錄、文章與敘述中出現成千上萬次。在法輪功的主要著作《轉法輪》中，「真善忍」至少出現了30次。沒有哪個概念或詞語比它們更能代表法輪功的身分與修煉實踐，這是所有學員共同遵循的核心信念。讓人驚訝的是，在所分析的《紐約時報》159篇報導中，「真善忍」僅在5篇中出現過。而且每一次的出現，都是以法輪功學員的引言形式呈現；從未有記者主動將這一價值或教義歸於這個修煉團體本身。
相較之下，來自中國共產黨政權體系的術語與形容詞，卻主導了《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描述，出現在72篇文章中。這72篇報導中所使用的詞彙包括：「邪惡的」（61篇）、「危險的」（15篇）、「神秘的」（11篇）以及「欺騙性」（1篇）。其中最常見的貶義詞彙——也是中共打壓法輪功宣傳的核心用語——是「邪教」（或譯為「邪惡教派」），該詞實為中共將「邪教」這一中國語境下的詞語（xiejiao）歪曲翻譯而來。這個詞出現在40篇文章中。
在許多情況下，《紐時》的報導直接照搬中國政府用的「邪教」或「危險」等詞彙來形容法輪功，卻往往未進一步為讀者提供任何資訊來質疑這些標籤的真實性或合理性。除此之外，像是「晦澀」（obscure）、「神秘」（secretive）等詞語，則是由《紐約時報》自己的記者使用，甚至出現在標題與副標題中。
「邪教」和「危險」這類詞彙並非中性用語。相反，這些言辭帶有強烈的攻擊性、尖刻和譴責的意味，是中共宣傳機器刻意挑選來推動其鎮壓政治議程的工具。這些詞語的目的在於製造疏遠和剝奪人性。
據國際特赦組織稱，「中國官方媒體對法輪功的公開抹黑宣傳，已在社會上製造出一種仇恨氛圍，這可能助長了針對法輪功學員的暴力行為。」[19] 在這樣的背景下，《紐約時報》有意無意地向世界各地的讀者傳播和強調這些貶損性詞語，實際上卻成了中共壓迫政策的幫兇，進一步擴大了對法輪功的誤解與敵意。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客觀的詞彙如「靈修運動」或「靈性團體」確實出現在《紐約時報》的101篇報導中，但其中至少有55篇同時包含了不準確或帶有貶義的標籤，例如「教派」（sect）（詳見下文）——其中有48次是出現在標題中，而非文章正文。由於標題比內文更顯眼，這樣的用法很可能削弱了讀者對法輪功的中立觀感。
頻繁使用不準確詞彙「教派」(sect)
《紐約時報》報導中最常見的錯誤之一就是使用「教派」（sect）來形容法輪功。在報導法輪功的159篇文章中，有超過三分之一（共61篇）使用了「sect」一詞，但將此詞套用到法輪功身上，在多方面都存在問題。根據《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0]對「sect」的定義如下：
- 較大宗教團體的分支或分流，通常以教義與實踐上的差異來區分
- （貶義）一個被視為異端、偏離正統教義與實踐，或被視為分裂、分離主義的宗教團體或派別。
- 追求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團體，通常被認為極端或具有危險性。
這三種定義都不適用於法輪功。值得注意的是，法輪功並非從某個更大的既有宗教中分裂出來的支派；而當《紐約時報》使用「教派」（sect）這一詞時，也並未試圖指出其所從屬或分離出的宗教團體。事實上，該報經常聲稱法輪功「融合了佛教與道教的元素」，這反而暗示它既不是定義A中的宗教分支，也不是定義B中的異端派別，而更像是一種全新的創立。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教派」（sect）一詞所帶有的貶義和負面含義。如《牛津英語詞典》所述，這是一個貶義詞，往往用來指代被視為「極端或危險」的團體。然而，法輪功即便在面對中共極端殘酷打壓的情況下，始終展現出對非暴力的堅定承諾。因此，《紐約時報》反覆使用這一術語，本身就反映出其在敘述中內化了中共對法輪功所設定的負面框架與敘事。
這種觀點從文章標題就開始傳遞給讀者。事實上，《紐約時報》對「教派」（sect）一詞的使用非常頻繁，總共出現在48篇文章的標題中，即使在內文中並未使用這個詞，仍將其置於最顯眼的位置。這表明該詞很可能已經正式或非正式地被納入了編輯部的用語指南，進一步體現了《紐時》對法輪功的負面偏見已被制度化。
「教派」（sect）一詞的使用，與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形成鮮明對比，例如《法輪功與中國的未來》（Falun Gong and the Future of China）一書的作者大衛・歐文比（David Ownby）指出：
我的研究得出以下結論：法輪功應該理解為氣功的一種——這是一個統稱，可以翻譯為「氣功修煉法」——指的是一套身心修煉方法。這種修煉方法基於中國傳統醫學與心靈修行，通常還會有一位受到尊敬的大師。大師將傳授學員修煉技巧以及一般的道德準則，目的是使修煉者在身體和品德上獲得轉變。[21] ［強調加註］
儘管《紐約時報》曾經用「氣功」這個術語來描述或分類法輪功，但這種使用往往是間歇性的，且在許多情況下，它是與「教派」一詞一起使用的。而「氣功」一詞未出現在任何標題中。
「信息中心」早期曾多次向《紐約時報》提出對「教派」這一詞使用及其對法輪功的不當適用擔憂，但未得到回應，也未見有明顯的改變。至今，該報已經將法輪功描述為「教派」不下61次，並繼續使用這一術語，儘管其帶有貶義且基本不準確。[22]
其他不實報導
雖然不像使用「教派」一詞那樣普遍，《紐約時報》在報導法輪功時還出現了其他多次重複的不實之處。
其中一項是，多篇報導將法輪功描述為由「呼吸練習」或「深呼吸」組成，這類方式雖常見於其他氣功功法，但實際上並非法輪功的緩慢圓的煉功內容。同樣地，《紐時》多次將法輪功描寫為透過煉功來「運氣」或「駕馭氣」，這也是一般氣功常見的說法，然而法輪功中並不存在此種觀念。這些基本錯誤至少出現在 12 篇文章中。
儘管表面看來無傷大雅，這些錯誤卻暴露出對法輪功基本內容的無知與誤解，也顯示出與學員實際接觸與了解有限，否則這些資訊本可輕易澄清。這一點也進一步令人質疑該報在報導法輪功議題上的準確性與可信度。
對法輪功其他的錯誤描述更具破壞性，例如將其形容為「神祕」（secretive），這再度暗示了類似邪教的行為。這個形容詞最早出現在 1999 年 7 月的一篇報導中，之後多年未再出現於《紐約時報》的相關報導中。[23]
然而到了 2020 年，這個詞又重新出現在多篇文章中，其中有四次直接將法輪功描述為「神祕」，卻未對此結論的來源提供任何解釋。
尤其是《紐約時報》2020 年 10 月 24 日刊登的文章，開頭便將法輪功稱為「神祕且相對冷門」，在同一篇文章稍後更進一步形容其為「極度神祕」。然而，這種描述與事實大相徑庭——法輪功的煉功點全球皆免費開放，由志願者維護，聯絡方式也在網路上公開；法輪功的所有教義內容皆可在官方網站（www.falundafa.org）免費獲取；網上還發表來自六大洲的法輪功學員數以萬計的親身修煉體會——這些都與「神祕」完全不符，顯示法輪功是一個公開透明的修煉團體。
誤導與聳動報導
《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其他描述則涉及更為隱晦的扭曲，例如對法輪功教義的曲解，藉此錯誤暗示其中含有種族主義色彩；或強調相對次要的方面，甚至是許多非法輪功中常見的觀點，也被當作報導焦點，以渲染法輪功描繪成奇特而奇怪的形象。
例如，《紐約時報》的記者似乎熱衷於相信外星生命的存在，至少在5篇報導中斷言「外星人」或「外星生物」是法輪功信仰體系的一部分。事實上，在法輪功的信仰和日常修煉中，這是一個極為邊緣的話題，學員之間幾乎從未談論；它很少出現在任何著作或修煉者的文章，而在法輪功的主要著作《轉法輪》中也僅有兩處輕描淡寫的提及。這與前文所述，法輪功修煉的核心原則「真、善、忍」截然相反；但在《紐時》的報導中，外星人與「真、善、忍」的提及次數竟然相同。
同樣令人關切的是，《紐時》記者，特別是在鎮壓初期負責撰寫相關報導的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經常斷章取義，選擇性地引用法輪功著作中的部分內容，藉此將該團體描繪為離奇甚至異端。例如，史密斯（Smith） 在2000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法輪功從佛、道傳統汲取靈感，其宇宙觀描述了多維空間與外星生命、世界末日以及為世界各種族設立的分隔天堂。」[24] 這最後一句尤其引人注目，似乎暗示法輪功主張在人類社會中實行種族隔離，甚至反對跨種族婚姻。
然而，這樣的解讀完全是錯誤。無論在中國或其他國家，法輪功學員本身就是一個種族多元化的群體，跨種族婚姻和混血兒童的家庭極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幾位法輪功學員曾直接向史密斯（Craig Smith）說明這一點。然而，這並未促使他或其他記者去檢視他們對法輪功著作片面解讀的侷限性，也未對照該修煉群體本身的詮釋及實際修煉生活來加以驗證。
就如同前述關於「神秘性」的說法一樣，早期《紐約時報》的報導中這一點最近又出現在該報上。例如，凱文・魯斯（Kevin Roose）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關於法輪功「禁止跨種族婚姻」的錯誤說法。這是一種由中共在西方地區散布的虛假敘事，因為在那裡「種族主義」是一個敏感議題。然而，這項指控在中共的國內宣傳中卻從
內化中共術語和對法輪功的觀點
這些對法輪功及其信仰的誤解似乎並非偶然，因為即使面對法輪功學員或信息中心等實體所提出的擔憂，這種錯誤描述仍然頻繁發生並持續不斷。相反，這些參考資料——以及關於該報紙內部運作的有限了解——表明，《紐約時報》從一開始便內化了中共對法輪功的術語和定性。
早在1999年10月，《紐約時報》就刊登了一篇標題為〈中國頒布嚴厲法律以打壓被禁邪教〉的報導，直接將中共為了合理化對法輪功鎮壓而事後強加的污名標籤，毫無過濾地傳遞給讀者。數月之後，在2000年4月，《紐約時報》記者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撰文稱：「這一運動或邪教的某些方面表明……」，從而在自己的報導中採用了中共對法輪功的定性。
採用這個術語是忽略了大衛‧奧文比 (David Ownby) 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奧文比（Ownby）曾指出：「所謂法輪功具有邪教性質這整個論調，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轉移視線的煙幕彈，被中國政府巧妙地利用來削弱法輪功的吸引力以及其在中國境外活動的影響力。」[25] 這種做法也與其他媒體同行的評估相矛盾，例如《華爾街日報》的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所作的觀察：
該團體（法輪功）並不符合許多對「邪教」的常見定義：其成員可以與圈外人士結婚，有團體外的朋友，從事正常工作，不脫離社會生活，也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亦不向該組織捐獻大量金錢。最重要的是，自殺是不被接受的，也不主張任何暴力……法輪功本質上是一種非政治性、向內修的功法，旨在淨化心靈、增進健康。[26]
《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偏見似乎早已深入該報內部多年。多年以後，在準備紐約市一場新聞發布會時，「信息中心」執行主任李維・布勞迪（Levi Browde）回憶曾看到一封《紐約時報》記者的郵件，該記者對這場活動不屑一顧，並補充說：「我們這裡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法輪功）是個邪教。」布勞迪表示，那大約是在 2008 或 2009 年之間，一位公共關係專業人士在她的筆記型電腦上向他展示了這封包括多位《紐約時報》員工的郵件對話。
2019年，前《紐約時報》記者迪迪・克爾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女士再次揭露該報對法輪功的負面態度。她向倫敦的「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提交的書面證詞中表示，《紐約時報》編輯們搬出了那些「老掉牙的論調」，聲稱法輪功學員「不理性」、「不可靠」，並以此為理由，禁止她進一步調查有關器官移植濫用以及法輪功良心犯受迫害的情況。[27]
後果影響
無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為何，《紐約時報》對法輪功信仰的不準確報導、錯誤描述與誇張渲染，其後果都十分深遠。《紐時》所塑造出的法輪功學員形象，與實際修煉者的真實生活狀況，以及與這一群體互動過的學者所呈現的研究結果相比，顯得極度扭曲、陌生，甚至令人不安。
從《紐約時報》的描述中呈現出的法輪功學員形象，是與你我截然不同的人。或許因為他們被塑造成奇異信仰群體，使得他們被視為不那麼完全具有人性的人，甚至被認為是應該受到中共打壓的人。簡而言之，他們成了一個「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4. 淡化迫害的規模與嚴重性
《紐約時報》經常按照中共的框架來淡化描述對法輪功的迫害，報導中包含事實錯誤和嚴重歪曲。
在報導法輪功團體的規模以及在中國發生迫害的性質，甚至迫害是否存在等方面，《紐時》常重複中共的說法或宣傳觀點。有些情況下，甚至直接照搬中共的錯誤數據，未加註來源，顯示《紐約時報》內部已經存在反法輪功情緒。
肆意縮減法輪功學員人數
從1998年12月到1999年5月的數篇報導中，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西方媒體引用中國官方消息，估計當時中國有7,000萬到1億人修煉法輪功。
廣州的一個法輪功煉功點，攝於1998年
隔天，《紐約時報》刊登了賽斯・費森（Seth Faison）撰寫的報導《在北京：沉默抗議者的怒吼》，其中寫道：「……政府估計有七千萬人修煉，在這個十二億人口的國家中，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31] 同一天，《紐時》還刊出約瑟夫・康恩（Joseph Kahn）撰寫的另一篇文章《該運動領袖如今聲名大噪》，其中宣稱：
……李先生已成為這場運動的精神導師，根據中國政府自己的估算，這一運動的成員數甚至超過了共產黨員。北京方面將其追隨者的人數定為七千萬。（法輪功）學員們表示，他們不去爭論具體數字，但他們也說，他們無法驗證這些數字，部分原因是他們沒有集中的會員名冊。[32]
但中共於1999年7月宣布取締法輪功後，其官方對學員人數的估計便急遽下調至200萬人。這無疑是其宣傳攻勢的一部份，旨在將法輪功描繪成一個人數不多、無關緊要的群體，從而淡化其信仰者所面臨的迫害規模。
《紐約時報》隨即跟進，並未作任何說明，便將其報導中引用的官方估計數字同步下調。例如，一篇1999年10月的報導寫道：「政府表示人數為兩百萬。」此後，《紐時》在多篇報導中重複引用中共說法，卻從未提及這一數字與該報先前報導中的數據有何出入，也未說明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變化。
同時，《紐約時報》也將原本準確的「七千萬」人數重新定義為法輪功的毫無根據的說法。1999年10月，記者艾瑞克‧艾克霍爾姆（Erik Eckholm）寫道：「……法輪功支持者聲稱有數千萬人修煉，但這個數字無法核實。」此外，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在2001年1月5日的報導中寫道：「修煉者的具體人數無法估算。中國當局稱其人數不到200萬，遠低於某一政府機構在90年代末，法輪功最盛行時期估計的兩千萬修煉者。與此同時，李先生仍聲稱其全球有一億名信眾，其中多數在中國。」
令人震驚的是，史密斯（Smith）這段敘述中存在明顯的事實錯誤——正如先前所列，中國政府在1990年代末對法輪功學員的估計並非兩千萬，而是七千萬至一億。他卻將這一數字歸為李洪志先生單方面的說法，這再次與《紐約時報》自家1999年的報導內容相互矛盾。
同年稍晚的2001年7月5日，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進一步報導稱：「李先生表示，中國有七千萬名修煉者，全球有一億名追隨者，但他從未提供證據來支持這一說法。更深入調查表明，法輪功在中國的實際人數從未超過幾百萬。」更仔細的審查顯示，包括中國政府機構在內的多個消息來源都報稱有數千萬的追隨者。此外，史密斯（Smith） 甚至沒有檢查他自己的新聞公司的檔案，而這些資訊是很容易取得的。
這種對中共不斷變化的「事實」不加批判地跟從，不僅顯示了對基本新聞準則的嚴重缺失，也可能反映出對中共政權出人意外的信任，或是對中共說辭的刻意附和——或者可能是以上所有情況。
宣傳法輪功已被「徹底剷除」的虛假敘事
當中共於1999年7月對法輪功開始鎮壓時，據信當時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根據1999年7月19日發表的一次講話，意圖在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該講話標誌著對法輪功迫害的開始。鑒於當時中國境內有數千萬人修煉法輪功，這是一個大膽的目標。
目前尚不清楚中國官員是否真認為這樣的目標可行。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接下來的兩年裡，《紐約時報》多次向國際社會散布虛假的言論，稱法輪功無法抵擋打壓，已被中共「鎮壓」了。第一篇傳達這種說法的報導出現在1999年7月23日，也就是法輪功被取締後三天。該篇由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撰寫的報導標題為《法輪功組織規模較小的集會，該教派正在消失？》（Falun Gong Manages Skimpy Rally; Is Sect Fading?）[33]
不久之後，在1999年8月的一篇報導中，《紐約時報》針對中國即將開庭審判法輪功協調人的消息作出預測，寫道：
「隨著今天的公告，這場運動顯然已進入第三階段，也就是最後階段……目前預計，鎮壓行動的最後階段將會公開處罰法輪功的領導人物，藉此向任何考慮挑戰中共權威的人起到警示作用。這場行動很可能會在未來幾週內結束，趕在中共籌備慶祝其建政五十週年（10月1日）之前完成。」[34]
這個推測顯然大錯特錯。二十五年過去了，對法輪功的迫害仍在持續——包括至今仍有大量修煉者被判以長期監禁。
然而，在2001年和2002年，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法輪功修煉者大規模減少的情況下，《紐約時報》仍接連發表多篇報導，宣稱法輪功在中國已被「徹底消滅」：
- 2001 年 8 月 17 日，艾瑞克・艾克霍爾姆（Erik Eckholm）在文章中寫道，法輪功在中國大陸已「被削弱至孤立且絕望的殘餘力量」。
- 2002 年 4 月 5 日，伊麗莎白・羅森塔爾（Elisabeth Rosenthal）在報導中表示，該修煉法門「如今主要已移至美國」。
- 2002 年 7 月 9 日，艾瑞克・艾克霍爾姆（Erik Eckholm）又寫道：「過去兩年來，法輪功在中國境內大致已被摧毀殆盡。」
- 2002 年 12 月 19 日，丹尼爾‧瓦金（Daniel Wakin）更直言，法輪功「已在中國被消滅」。
知情人士指出，《紐約時報》上述說法完全不實，顯示《紐時》其對於中國境內數千萬名法輪功學員的存在與其重要性的嚴重無視，或是缺乏意願去了解。此外，正如學者安德魯・容克（Andrew Junker）於 2019 年出版的著作中所言，這個社群「或許是有史以來挑戰中共最有秩序、最頑強的中國草根抗爭運動」。[35]
2009年5月，法輪功主要中文網站《明慧網》報導，中國境內大約有20萬個地下「資料點」存在。[36] 資料點是法輪功學員印製傳單、製作光碟，或其它揭露迫害真相、駁斥反法輪功宣傳的內容的地方。這些資料點遍布中國各地，通常設於民宅，由當地學員自發運作。每個資料點通常供應100至200位法輪功學員在當地分發的資料。僅根據這些資料點的數量，就可推估有兩千萬至四千萬人積極參與揭露迫害的和平行動。這還不包括中國境內那些雖修煉法輪功但未參與講真相活動的人數。
2015年，兩位學者在《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共鎮壓法輪功運動是無效的。該研究部分依據中共官方網站與文件，並指出中共因此不得不持續鎮壓。 [37] 2017年，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表了關於法輪功的最全面的第三方報告之一，這是對中國宗教復興、打壓與抗爭進行更廣泛研究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是：
儘管中共發動了長達17年的鎮壓運動，企圖根除這一精神信仰團體，但在中國，仍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持續修煉法輪功，其中包括許多在鎮壓開始後才走入修煉的人。這一現象凸顯出中共整個維穩體系在此方面的嚴重失敗。
《自由之家》採用了與《明慧網》不同的研究方法，估計中國境內的法輪功學員人數介於700萬至2000萬之間。這一估算數據後來也被美國國務院及其他政府機構引用。
因此，早在《紐約時報》宣布法輪功在中國已被消滅的13至15年之後，可信的第三方機構卻得出相反結論：中國各地仍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在修煉法輪功，事實上，中共鎮壓法輪功的行動已經失敗。
中國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的一位市民於2018年閱讀一幅由法輪功學員懸掛的橫幅，橫幅上寫著「當局暴力綁架」，並列舉了當地發生的迫害案例（圖片來源：明慧網）。
這種趨勢在《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導中持續存在，甚至在近年的報導中更為明顯。2020年10月24日，《紐時》將法輪功學員揭露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更廣泛地揭露中共侵犯人權行徑的努力，描述為一場對中國共產黨「焦土之戰」。[41]
需要說清楚的是，《紐約時報》所指的這場所謂「焦土之戰」，其實是法輪功群體長年以來和平、堅持不懈地揭露自己所遭受的嚴重人權迫害，並公開中共治下種種暴行的努力——這些行動既無暴力，也未曾號召過任何暴力。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長達二十餘年的殘酷鎮壓——包括數百萬人的非法拘押或判刑、大規模酷刑，以及為摘取器官而殺害無辜民眾——在同一篇報導中，卻僅被輕描淡寫地稱為「激烈的迫害說法」或「指控」。對中共人權迫害的殘暴程度，文中未見半點形容詞描述其慘烈，更不見它採用如“scorched-earth”（焦土式）這類帶有攻擊性與恐嚇的語彙來形容。
覃永潔先生在中國勞教所期間，因拒絕簽署放棄修煉法輪功的聲明，被獄警以燒紅的鐵器燙傷十三次，傷勢嚴重後更被棄置一旁，任其生死。覃先生最終成功逃離中國，抵達美國。此照片攝於2001年美國休斯頓的一家醫院。
事實查核：《紐約時報》報導中有關法輪功的關鍵錯誤
《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導充斥著錯誤資訊，從對其功法與信仰的描述，到對中國境內情勢的呈現皆是如此。以下列出其中幾個最常見且最嚴重的錯誤例子，並對其誤導性做出說明。
紐約時報
事實查核
錯誤的「邪教」標籤：
最常見的貶義詞是「邪教」，也是中共打壓法輪功宣傳的核心詞彙。該詞出現在《紐約時報》的40篇報導中。
事實查核：多位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與專家已確認，法輪功不具備邪教的特徵。此外，學界普遍認為中共政權對法輪功加上此種妖魔化標籤，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轉移注意的煙霧彈」[42]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正是（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下令將法輪功定性為『邪教』，隨後又要求通過法律來禁止邪教活動。」
錯誤的「教派」標籤： 《紐約時報》曾錯誤地將法輪功稱為「教派」（sect）超過 60 次。這一術語曾出現在 48 篇標題中，例如〈北京抗議：法輪教派導致數百人被捕〉（Beijing Protest By Falun Sect Brings Arrest Of Hundreds）。 |
事實查核：術語「教派」（sect）帶有貶義，通常用來指代被視為「極端或危險」的團體，同時也暗示某種信仰是源自現有宗教的一個分支或附屬。事實上，法輪功自始至終在中國遭受大規模暴力鎮壓的情況下，始終保持和平理性。法輪功是一種獨立的心靈修煉方式，雖然其教義中提及佛家與道家的原則，但並不隸屬於任何現有宗教。
錯誤的「種族歧視」標籤：
數篇報導錯誤地聲稱或暗示法輪功「禁止跨種族通婚」。
事實查核：法輪功並未禁止跨種族婚姻。事實上，在法輪功社群中，跨種族婚姻和多族裔家庭非常普遍，包括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員與領導層。
對煉功動作的錯誤描述：
多篇文章將法輪功功法描述為「深呼吸」練習。
事實查核：雖然這是一個相對輕微的錯誤，但法輪功煉功並不涉及所謂的「深呼吸」。這樣的描述顯示作者對法輪功缺乏基本了解。
錯誤數據：
《紐約時報》的報導錯誤地稱中國有200萬人修煉法輪功，或聲稱中國政府在1990年代末的官方估計是2000萬人。
事實查核：1990年代末，多個中國政府機構曾明確表示有7,000萬至1億人修煉法輪功。《紐約時報》最初也曾準確引用這一數字，但隨後卻在未作說明的情況下，跟隨中共官方口徑採用大幅縮水的「200萬」數字，並錯誤地將「7,000萬」的估計歸為法輪功的單方主張，與該報先前的報導自相矛盾。
聲稱法輪功在中國被「鎮壓殆盡」：
《紐約時報》多次將法輪功描述為已被中共「鎮壓殆盡」，後來又稱法輪功「主要活動在美國」。
事實查核：中共自1999年取締法輪功以來將近25年，該修煉團體至今仍在中國存在，且中國仍是全球法輪功學員最多的地區。根據《自由之家》2017年的報告，估計中國仍有700萬至2,000萬人在修煉法輪功，這顯示中共消除法輪功的運動「徹底失敗」。據估計，居住在美國的法輪功學員，僅約一萬人。
5. 異常的沉默
《紐約時報》對於針對法輪功學員的暴行異常沉默，包括對良心犯進行的強制器官摘取。而中國的其他宗教、民族或地區少數群體，並未像法輪功一樣被《紐約時報》所忽視。
2000年，中國警方逮捕一名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爭取修煉法輪功的權利的女性（美聯社，Chien-min Chung）
《紐約時報》的報導除了呼應中共政權宣揚成功鎮壓法輪功的假說外，還在其後續報導的模式中顯示出對這一假設的內化，不僅忽視了法輪功的持續存在，也忽略了修煉者所遭受的廣泛且殘酷的人權迫害。事實上，仔細回顧《紐約時報》從1999年至今的報導，可以發現從2001年下半年開始，報導量急劇下降，即便此後修煉者因警察虐待而遭受酷刑甚至致死的案件持續增加。過去十年間，該報對中國境內迫害法輪功的情況幾乎完全噤聲，與此同時，其記者卻對中共針對其他少數族群與宗教團體（特別是維吾爾人與藏人）的壓制行動展現出調查能力與報導熱忱。
報導銳減，死亡案例卻在上升
中共鎮壓法輪功的早期，報導數量相對較多（儘管當時報導普遍缺乏對法輪功群體、信仰與修煉方式的深入理解）。然而，自2002年起，《紐約時報》對中國法輪功人權危機的關注驟減，至今報導仍然稀少，儘管殘酷的鎮壓行動仍在繼續。與此同時，關於人權侵害的紀錄卻日益增多，包括強迫勞動、酷刑、在押期間死亡，以及後來的活摘器官，但這些情況卻在很大程度上被《紐約時報》所忽視。
圖表：法輪功學員死亡案例紀錄數量與《紐約時報》報導中國法輪功人權侵害篇數之對比
報導落差
《紐約時報》報導中一個明顯的缺口，是在不同時期幾乎完全缺乏對主要國際人權組織發布的有關法輪功的報告的關注。早期報導雖偶爾引用香港某小型非政府組織對法輪功抗議與逮捕情況的記錄，但隨後國際人權組織發表的更全面的研究卻未能引起《紐約時報》的關注。其中包括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於2002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共政權以虛假的「法治外衣」為非法取締法輪功進行事後辯解。[43] 還有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於2013年發布的報告，記錄了法輪功學員及其他在「勞教所」系統中所遭受的虐待，以及即使該勞教制度名義上被廢止後，仍有大量學員被持續關押於各類非法設施中。[44] 更近期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報告則包括了以下內容：根據中國政府的判決書核實了900多起法輪功學員被判刑的案例；根據中國政府網站估算了針對法輪功所動用的維穩經費；並收錄了多位人權律師的訪談，這些律師親眼見證其法輪功當事人所遭受的虐待。 [45]
儘管這些報告曾被其他主要國際媒體報導，《紐約時報》卻對此全無著墨。
掩蓋活摘器官的真相
《紐約時報》忽視的另一則重要新聞事件，是有關中共政權對法輪功學員及其他良心犯進行器官移植濫用的早期報導與後續調查。2006年首次有報告與證據顯示，中國不僅對死刑犯進行器官摘取，還將良心犯——特別是法輪功學員——作為器官移植來源，這些人被進行醫學建檔、殺害，並用以供應器官市場。[46] 儘管這些指控起初受到質疑，加拿大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前加拿大官員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以及美國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等人，各自展開了獨立調查；同時，也有來自法輪功團體內部研究者的補充報導。2006年，麥塔斯與喬高發布了首份報告，結論指出：針對法輪功學員的活摘器官確實存在。[47] 2014年，葛特曼出版了完整調查著作《屠殺》（The Slaughter），詳細說明了他的發現，並指出也有維吾爾穆斯林囚犯被殺害以摘取器官的案例。 [48] 然而，《紐約時報》既未報導這些發現，也未主動展開調查。事實上，直到十年後的2016年8月，該報才首次提及這類虐行，但當時的報導標題與內容卻更著重於轉述中共官員與中共有聯繫的「反邪教」組織對此事的否認立場，而非對事實進行客觀審視。[49]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一個廣受尊敬的由國際法和中國問題專家組成的獨立小組——「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對強摘器官的證據進行了廣泛審查，該法庭聽取了50多位證人的證詞，包括記者、研究人員、醫生，以及曾在中國被關押過的受害者。2020年3月該法庭發布了最終裁決，明確指出：「中國多年間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進行了強摘器官，法輪功學員是一個——極可能是主要的——器官供體來源。」這項調查工作嚴謹，其有力的結論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包括《衛報》（The Guardian）、路透社（Reuters）、天空新聞台（Sky News）、《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悉尼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以及數十家媒體皆有報導。[50] 然而，《紐約時報》對此依然保持沉默。
事實上，《紐約時報》本有機會在活摘器官這一議題上成為領導者，因為該報記者戴迪・柯爾斯頓・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早在2015年便渴望深入追查此事，並已投入時間展開初步調查。然而，她的經歷顯示，《紐約時報》的沉默並不完全是因為忽視，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是出於有意的編輯決策。在塔特洛向「中國法庭」提交的書面證詞中，她指出：
我想說，在我的印象中，當時我的雇主《紐約時報》對我追查這些（有關器官移植濫用的）報導並不感到高興；（《紐約時報》）起初容忍了一段時間後，便讓我無法繼續下去。
她接著描述了編輯們如何對來自良心犯遭強摘器官的合理疑慮表現出輕蔑態度——即便塔特洛本人曾親耳聽到兩位中國醫生的對話，暗示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且在部分醫學專業人士之間似乎是公開的秘密，此外，所謂的「禁令」也並未廣為人知。當她試圖進一步擴展對此方向的調查時，編輯們拒絕了她的提議，似乎更願意相信中國政府的說法，即「中國的器官捐獻問題已經解決，官方已承認曾使用死囚器官，並在12月14日承諾不再這麼做」。塔特洛被告知，這個故事「沒有新意」，甚至有一位編輯表示，認為這些事情正在發生的人屬於「倡議邊緣人」，換句話說，就是「不理性」的人。她還補充說，她懷疑這一系列報導，是導致她在2017年2月未被晉升的原因，儘管當時地區編輯是支持晉升她的。
除了這起特定事件之外，塔特洛的證詞也暗示了《紐約時報》對於調查針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存在更廣泛的偏見。她提到「那些一貫的論調又被拿出來了」，並表示「我很清楚，這個議題是不受歡迎的。」正如前文所述，儘管有大量非法輪功來源的報告與證據資料，清楚指出中國各地持續發生著廣泛且嚴重的人權侵害，這種對法輪功的相關議題的排斥，似乎已在《紐約時報》的編輯層中根深蒂固。
對比對維吾爾人與藏人的報導
上述數據和分析顯示，《紐約時報》的報導與法輪功學員所面臨的人權侵害（包括獨立人權組織和其他專家的記錄）之間存在驚人的差異。對於維吾爾人和西藏人的類似報導，則幾乎呈現一個完全相反的局面——大量新聞報導聚焦於受迫害個體的處境，深入調查整個鎮壓行動的結構，以及讓受害者與其親屬發聲的專欄文章。這樣的對比帶來兩點重要的啟示：第一，《紐約時報》確實有能力對中國的宗教和種族迫害進行深入、細膩且準確的報導；第二，該報對法輪功迫害報導的匱乏，不能單純以中共限制中國人權報導來解釋。
2009年1月至2023年12月這15年間，《紐約時報》所刊登的新聞報導中，針對各群體進行聚焦性報導的篇數（即於標題或導語段落中提及），包括涉及人權迫害、抗議或動盪事件、外交行動或其他事件。
2009年至2023年15年間，《紐約時報》中於標題或導語段落提及監禁、拘留或逮捕情節，並涉及各相關群體之新聞報導篇數。
除了報導規模上明顯的差異之外，自2009年以來，《紐約時報》針對維吾爾族與藏族的報導也提供了一個可供比較的案例研究，比較《紐約時報》如何報導這些同樣受到迫害與誹謗的少數群體。
在報導內容中，有三個方面尤為值得注意，且與對法輪功的報導形成鮮明對比：
多篇關於遭受迫害的少數族裔的個人報導：《紐約時報》多次針對被拘押、受審與判刑的個別維吾爾族與藏族人士進行深入報導，這些報導對受害者普遍持同情態度，並常包括來自親屬、支持的政策制定者或人權倡導者的採訪與引述。報導對象涵蓋了這些社群中的知名人物與較低調的個人。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一位維吾爾族學者與網站創辦人，他於2014年1月被捕，在經過明顯政治化與草率的法律程序後，於8個月後被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女兒現居美國。從2009年到2016年，《紐約時報》至少發表了20篇與他遭遇有關的報導，包括他過去的被捕經歷，密切追蹤此次事件從逮捕、審判、判決、上訴，到國際譴責與他所獲得的人權獎項，他的女兒也發表了關於此案的專欄文章。[51] 類似的還有藏族企業家與語言維權人士扎西・旺楚克（Tashi Wangchuk）的案例，他被判處五年徒刑，部分原因是報復他接受了《紐約時報》的採訪。其案件同樣受到該報關注，發表了至少10篇相關報導。[52]
儘管伊力哈木・土赫提與士扎西・旺楚克是極具代表性的個案，他們的案件在針對維吾爾族與藏人遭受迫害的報導中獲得了特別多的關注，但該報也針對較不知名的個人案件進行了專門報導。其中包括2010年一篇關於三個因經營網站而被判刑的維吾爾人的文章；[53] 一名因傳播有關烏魯木齊衝突消息而被判15年徒刑的維吾爾族記者；[54] 以及多位失聯的維吾爾族詩人與其他個人案例。[55] 在藏人方面，《紐約時報》至少報導了4篇有關藏傳佛教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於2015年在羈押中死亡的新聞；[56] 還有多篇對個別僧人、[57] 宗教領袖、[58] 電影製片人、與音樂人[59] 被捕或釋放的報導；[60] 並刊登了超過83篇關於藏人自焚抗議中共壓迫的報導。此外，該報也曾正面報導各類草根反抗行動，例如影印文宣、[61藏族博客、[62] 或致力於保存藏族文化的各項倡議等。[63]
所有這些報導的個案無疑都值得國際關注，也確實為《紐約時報》的記者與消息來源帶來風險。從這個角度來看，與該報對法輪功的報導則形成了強烈對比。即使《紐時》曾經報導過法輪功遭受的迫害，其內容通常也缺乏與上述案例相似的具體人性化呈現與個案聚焦。在迫害初期的幾篇報導曾提及一些法輪功協調人的公開審判，但多半以中國官方訊息為主，且並沒有後續追蹤。前駐華記者安德魯・雅各布斯（Andrew Jacobs）在2009年和2013年發表兩篇文章，分別關注北京奧運之後一小部分法輪功學員被拘留者和酷刑倖存者的困境，[64] 以及一名被關押在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在Kmart產品中藏求救信的事件。[65] 然而，這類報導屬於極少數的例外，之後便再無類似報導。鑒於法輪功學員在中國持續大規模被監禁、多人在羈押中死亡、這些迫害已有獨立機構廣泛記載、且許多倖存者現居海外可供採訪。與維吾爾族與藏族報導的情況相比，對法輪功的報導落差之大，尤為顯著。
中共鎮壓策略的調查報導：儘管針對個別受害者的報導有助於讓國際讀者具象理解遠方發生的苦難，但針對中共壓迫行動整體架構的深入調查，對於使外界全面理解迫害規模並促進國際行動，或許更具關鍵意義。在此方面，《紐約時報》對維吾爾族處境的報導（尤其自2017年起）展現出一種專業度、投入程度與調查能力，是其在報導法輪功人權危機時所未見的。具代表性的例子包括：2018年針對維吾爾人大規模拘禁與「轉化」行動的報導；[66] 2019年關於大批維吾爾人遭判刑的報導；[67] 以及2020年有關強迫勞動與口罩及電池供應鏈相關性的調查。[68] 其他與新疆危機相關的報導，包括揭露迫害與中共高層之間聯繫的內容，則使用如「不知名的政府網站」、[69] 外洩內部文件,[70] 與秘密錄製影片等資料來源。[71] 至於西藏，《紐時》亦對人權觀察等團體的調查報告給予高度關注，報導主題涵蓋公安支出情況、[72] 檢舉異議者可獲金錢獎勵，[73] 以及大規模強制搬遷行動等議題。[74]
許多同樣的資料來源，實際上亦可廣泛用於揭示針對法輪功的迫害情況。事實上，所謂「轉化」等策略，早在被用於對維吾爾族進行壓迫之前，便已是中共鎮壓法輪功運動的核心手段。此外，當局以金錢獎勵鼓勵民眾舉報法輪功學員的措施，也早有確鑿記錄。[75] 除了由「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等機構公開披露外，[76] 這些手段與政策亦已被人權研究者、[77] 學者、[78]紀錄片導演，[79] 以及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簡稱CECC）等政策研究機構所獨立查證並引用於相關報告中。[80] 然而，這些原始、可驗證的材料，且已有相當研究成果與後續出版物，只要其涉及法輪功，就會被《紐約時報》完全忽視。
專欄、評論與社論對人權迫害的關注：另一個顯著的對比點在《紐約時報》的意見版面。自2009年以來，該報共發表了27篇關於維吾爾族人權危機的專欄或社論，其中包括由《紐約時報》內部人員撰寫的10篇文章（6篇社論與4篇專欄），以及12篇由外部學者或人權倡議者撰寫的文章。該報還5次提供版面讓維吾爾人自己講述其家鄉所遭受的苦難，以及被拘留或失踪的父母親的遭遇。同樣地，《紐約時報》也發表了16篇有關藏人在中國所受苦難的專欄、社論或讀者來信，其中包括3篇由報社內部人員撰寫，9篇來自學者、人權倡議者或支持者（包括3位中國異議人士），以及4篇由藏人親自撰寫的文章。這些由報社內部人員撰寫的大量評論文章——特別是社論——明確表明該報支持這些少數族群人權以及譴責他們所面對的暴力鎮壓。許多文章是由這些族群的成員所撰寫，讓他們的發聲得以傳達給國際讀者。
然而，在同一時期內，《紐約時報》卻完全沒有發表任何一篇關於法輪功學員及其家屬在中國所受苦難的社論、專欄或讀者來信。唯一一篇被刊登的專欄，是2009年由專欄作家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Nick Kristof）撰寫的，內容重點是讚揚海外法輪功學員在科技領域的能力，特別是他們開發的翻牆工具如何協助伊朗的反政府抗議者突破中國的防火牆。這種相對的缺乏報導，並不完全是因為缺少投稿嘗試，畢竟社論和專欄原本也不必依賴外部供稿。
即便是在1999年至2008年之間，也就是法輪功受迫害的最初十年間，當時整體社會對鎮壓的記憶仍相對鮮明，但與近年《紐約時報》對維吾爾人與藏人所提供的報導篇幅相比，差距仍然顯著。該時期，關於中國法輪功學員所遭受迫害的社論、專欄文章或讀者來信僅有14篇。其中最多的是讀者來信（共5篇），而非完整的文章。僅有兩篇社論譴責中共對法輪功信仰者的迫害，一篇於1999年7月發表，正值迫害剛開始不久；[81] 另一篇則是在2001年，當時研究顯示中共政權將健康的學員強行送進精神病院。[82] 另有四篇由學者或中國異議人士撰寫的專欄文章譴責這場迫害。值得注意的是，另外還有兩篇專欄文章——一篇出自學者，另一篇出自《紐時》前駐華記者——其立場似乎是在為北京的暴力鎮壓辯護，其中後者甚至將法輪功稱為「邪教」，並總結「難怪北京感到不安」。 [83]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該時期並無任何由華人法輪功學員所撰寫的專欄或讀者來信。唯一一封來自法輪功學員的讀者信，是由一位英國白人學員於1999年11月發表的。[84] 此外，也未曾刊登過來自曾遭酷刑的倖存者，或是那些身在海外、親人被囚禁的家屬所寫的專文。根據「信息中心」的調查及其對學員的訪談，這並不是因為沒有人嘗試投稿。
2009年至2023年間，《紐約時報》「意見版」中關於三大人權危機的文章數量統計（包括專欄、社論與投稿評論）
中國三個受迫害群體人口規模，地理分布，與《紐約時報》報導標準之對比分析
相較於法輪功學員所面臨的迫害，藏人與維吾爾人所面對的鎮壓在媒體上獲得了更多、更準確且更具同情心的報導；但當我們考量這三個群體在中國的相對人口規模時，這種差距就顯得更加明顯。
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7年的報告，中國境內有約600萬至800萬藏傳佛教徒、約1,000萬維吾爾穆斯林，以及約700萬至2,000萬名法輪功學員。這些估計顯示，法輪功在中國的修煉者人數至少與上述兩個受到迫害的少數群體相當，甚至可能更多。
根據明慧網的估算，法輪功在中國的修煉者人數介於2,000萬至4,000萬之間；而如前所述，在鎮壓發生之前，即使依據《紐約時報》自身的報導，中國境內的法輪功學員數量至少達到7,000萬人。
此外，法輪功是一個遍佈全中國的信仰群體，且直到最近，一直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境內最大的良心犯群體，也是遭受最殘酷對待的群體。舉例而言，美國國務院在2009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一些外國觀察人士估計，法輪功學員至少佔勞教營（RTL，勞動教養）25萬名官方記錄在案的關押人員的一半，而海外的法輪功消息來源則給出了更高的數字。」[85] 最近，學者安德魯・榮克（Andrew Junker）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對此有所反映：
毫無疑問，法輪功是改革開放以來遭受迫害最嚴重的群體之一，從某些指標來 看，甚至可能是遭受打壓最嚴重的。此外，多個第三方來源指出，中共一貫將法輪功作為國家暴力與高壓手段的重點對象。
當監控、任意拘留、酷刑、強迫勞動以及羈押致死等侵犯行為，針對法輪功並在整個中國發生時，這些行為所牽涉的法治崩壞、多數公民自由的受限，以及外國企業可能涉及共謀的問題，其影響可說甚至超過西藏和新疆等相對人煙稀少地區的侵權行為。
從這些角度來看，如果《紐約時報》對這三個群體遵循相同的新聞倫理標準與新聞價值判準，我們會期望看到對法輪功的報導至少和其他兩個群體的報導一樣多，而不是少得多。
為何待遇不同？
上述比較引發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紐約時報》對維吾爾人和藏人的報導，與對法輪功的報導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在不了解《紐約時報》內部運作的情況下，很難確切判斷，這三個群體在中國所遭受的迫害情況十分相似，為什麼在報導上的待遇卻大不相同。不過，仍可合理推測有幾個因素在其中發揮作用，包括該報本身存在的成見、中共將法輪功塑造成禁忌話題，以及根深蒂固的世俗偏見——這些因素都讓報導法輪功的困難程度遠高於報導維吾爾人與藏人。
首先，正如本報告前幾節所轉述的，《紐約時報》似乎已經內化了對法輪功的各種不準確和負面的偏見，包括認為法輪功學員是「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以及中共在迫害初期就成功地鎮壓了法輪功。這些錯誤觀念幾乎可以肯定是導致後來報導減少的原因，包括過去15年的冷落。此外，這些問題在維吾爾人和藏人的報導中並未出現，使得《紐約時報》在報導這兩個群體時，少了這些障礙，得以更頻繁、更準確、更具同情心地呈現他們的處境。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度重視並投入大量資源來掩蓋法輪功事件並阻止人們對該團體的同情。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1999 年底，江澤民與多位各國領導人一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高峰會（APEC）時，甚至向「包括柯林頓總統在內的許多與會者分發了一本攻擊法輪功的書」。 [86]
這種優先打壓策略，在超過二十年的迫害之後並未有所減弱，某些方面甚至因為法輪功學員展現出的堅韌而變本加厲。法輪功已經成為一個遍佈全國的反迫害與反網絡審查的草根群體，也是批判中共、挑戰其對海外華人社群控制的有影響力的力量。[87]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在2023年12月發表的一項自2017年以來中國政府網站和公開演講的分析發現，「鎮壓法輪功的暴力運動，在中共黨內被視為控制人口、維持政權，以及鞏固意識形態統治的核心一環。」[88] 例如公安部於2021年召開的一場記者會上，法輪功甚至被列為比維吾爾人與藏人更優先的國家安全威脅對象。[89] 因此，關於法輪功的報導更有可能招致中共政權的憤怒，甚至超過對其他在中國受迫害群體的報導。
最後，《紐約時報》的報導既加劇也反映了許多學者、專家和精英機構對法輪功議題的沉默與忽視。分析家凱蘭・福特（Caylan Ford）在2021年月發表的專文《自由派精英為何忽視21世紀的種族滅絕？》中探討了這一現象。她指出：「法輪功在國際輿論的『消失』，表明中共在壓制與操控全球對『敏感』話題的討論取得成功。[90]她將這一成功歸因於中共對潛在法輪功支持者的報復措施，以及對於西方日益進步的文化機構而言，「『有神論』通常不被視為與自由進步派所追求的社會進步理念相契合。」
綜合上述因素，學者安德魯・容克（Andrew Junker）在其2019年出版的著作《成為全球中國的活動家：海外華人社會運動》（Becoming Activists in Global China: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一書中綜合了這些因素，指出了中共壓制有關法輪功報導的動機，讓許多中國觀察家忽視其重要性的世俗偏見：
法輪功與民主運動是中國最忌諱的兩大議題。無論是中國籍或非中國籍的研究者，若要對這兩個主題進行深入研究，都需承擔諸多風險，包括喪失工作及失去進入中國的機會。其次，現代社會科學中所蘊含的世俗主義偏見，使學者傾向於把法輪功看成是真正歷史力量的奇特配角。這兩種因素交織下，形成了「視而不見」的局面，當我們試圖站在歷史之外觀察法輪功這一事件時，就好像我們的一隻眼睛被中國政府戳瞎了，而我們卻用自己的手遮住了另一隻眼睛。
遺憾的是，《紐約時報》在報導法輪功問題上的模式，只會進一步加深這種視而不見的狀態。
6. 不再手下留情
從2016年開始，《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導變得更糟，有時甚至公開表現出敵意。
自2016年以來，《紐約時報》沒有報導過一則關於中國境內法輪功學員所面臨的持續暴力迫害，也沒有報導過那些逃離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所遭遇的跨國鎮壓，不過該報還是發表了少量（6篇）有實質提及法輪功的新聞。[91] 然而，這些報導僅關注由海外法輪功學員所展開的各項行動，且受到美國黨派政治環境影響而多帶有負面傾向。這些報導不僅重提甚至放大了早期對法輪功的錯誤描述，且在風格上給予批評者更多信任與發言空間，即便這些批評者已有與中共關係密切的紀錄。最近的報導有四個方面特別值得注意，而且令人不安：
為法輪功的批評者背書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16年的一篇文章，關於紐約法拉盛地區發生的事件，當地多次發生親中共團體對設立資料展位的法輪功學員進行肢體攻擊與言語辱罵。[92]然而，這篇文章將雙方描述為同樣有問題，事實上，這篇文章優先引用了代表襲擊者的律師言論，包括將法輪功信仰描述為「怪異」，並對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迫害抱持懷疑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報導中完全沒有提及該事件中批評法輪功的主要人物朱立創（Michael Chu）在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擔任職位。而眾所周知，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專門控制和影響海外華人的中共統戰部門的代理機構之一。此外，朱亦是「中國反邪教協會」成員之一，該協會則是與中共有密切關聯的一系列組織網絡之一，並與迫害法輪功初期所成立的非法機構「610辦公室」關係密切。[93]換句話說，《紐約時報》的報導未加批判的重複甚至抬高那些與中共有確鑿關係的個人或其律師對法輪功的評論，卻未揭露其背景關係，反而暗示這些人士是獨立且客觀的發言者。
重新炒作對法輪功信仰的扭曲說法
從2017年至2018年，《紐約時報》對法輪功議題保持沉默。到了2019年，報導進一步惡化。儘管前幾年，《紐約時報》對法輪功報導的表述真假摻半，並且在記者如安德魯・雅各布斯（Andrew Jacobs）等於中國駐點採訪期間，有一段時間曾使用中立和準確的術語，但自2019年起，《紐約時報》的報導中幾乎所有的文章都呈現出負面和不準確的描述。
這些關於法輪功的論述充滿了不準確和扭曲。《紐約時報》早期對法輪功迫害的報導中所犯的許多事實錯誤和錯誤表述（《誹謗和歪曲法輪功》章節中有詳細闡述）在最近的報導中再次出現。像是「秘密」或「危險」等字眼多次出現。提到有些人因「擔心報復」要求匿名，這意味著法輪功學員可能遭受其他學員的暴力，儘管法輪功在中國遭受近25年的殘酷迫害，以及世界各地的反迫害活動，均展現了其堅定承諾非暴力的原則。報導中也常將關於外星人或不同種族有不同天國這類相對冷僻、邊緣的教義片段，誇大為修煉的核心內容，而忽略了法輪功強調日常自省、道德與心性提升。法輪功的信仰被描述為「極端 」的和禁止跨種族通婚，這與實際上法輪功團體中有許多跨種族家庭明顯不符。
淡化迫害的規模及獨立證據的紀錄
例如，《紐約時報》2020年10月24日的報導，將法輪功在中國遭遇的人權迫害總數，降低為僅僅是法輪功「自己」的指控：「該團體……指控（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施以酷刑並活摘被處決者的器官。」這樣的描述完全無法反映現實狀況。對中國境內和平修煉者遭受極端暴力打壓的紀錄，絕非僅來自法輪功相關資訊，還有聯合國、國際特赦組織、自由之家和美國國務院的年度報告。[96] 例如，上述自由之家在2017年的報告發現：「中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普遍受到監視、任意拘留、監禁和酷刑，並面臨被非法處決的高風險。」[97]
然而，《紐約時報》的讀者不會知道這些事實，反而認為中國數百萬人所經歷的真實苦難， 只是一種「指控」而已。
針對受害者下手
這類錯誤描述本身僅是《紐約時報》較長篇報導中的一方面，而這些報導的調查焦點卻轉向了受害者，將法輪功描繪成一個陰暗、祕密且危險的團體，並將其與美國某一政黨方聯繫在一起。2020年的一篇報導特別有問題，其主要針對的是《大紀元時報》——這是一份由一些法輪功學員創辦的報紙，但其員工來自各種不同背景。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不了解《大紀元時報》的內部運作，無法評論其商業運作指控是否屬實。法輪大法中心可以指出的是，《紐約時報》的記者多次將《大紀元時報》員工的政治觀點(被描繪成偏向前總統川普，而《紐約時報》顯然鄙視川普）與法輪功群體的信仰混為一談，將該報描寫成「法輪功支持的媒體」。
這種錯誤的描述將在美國少數幾位信仰者的觀點視為代表一個信仰團體的整體觀點，而該團體絕大多數的修煉者實際居住在中國以及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這種說法還暗示法輪功是一個具有官僚體系的龐大組織，然而法輪功實際上是一種個人信仰，結構鬆散，沒有神職階層，也不收取資金。若將此類陰謀式的混淆與歪曲加諸於其他信仰群體，例如猶太人或穆斯林，這種行為將被視為不可接受且帶有歧視性。然而，對於較不為人熟知的法輪功，多數讀者卻往往直接接受《紐約時報》的報導，並在心中植入這種錯誤的信息。
此外，這類報導及其發表時機，與外洩文件中中共官員所揭示的目標和策略相吻合。最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河南省黨委下達一系列重要指示，列舉了多種「有效減少中國境外『法輪功』活動」的各種策略。[98] 其中包括以下明確指示，涉及：
培植非政府力量來打擊像法輪功這樣的被禁團體，並動員如記者等在美國和西方國家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親中人士來為我方發聲，並努力促使更多的外國媒體發表更多有利於我方的報導。
即使不是中共刻意為之或直接操縱，《紐約時報》自2017年以來的報導仍明顯符合這個模式，並在客觀上助長中共誹謗和邊緣化法輪功的目標。
7. 結論： 錯過的機會，失去的生命
《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報導方式，造成了過去25年來國際報導領域的一大失敗，並帶來了廣泛的影響。
「新聞業的核心目的是為公民提供在自由社會中運作所需的準確與可靠資訊。新聞的首要義務是真相。」
— 《新聞原則》，新聞卓越計畫（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議程制定者的責任
媒體機構承擔著作為讀者眼睛與耳朵的責任，必須準確地描繪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提醒大眾注意可能影響其生活與世界觀的危機。在發生大規模人權迫害的情況下，尤其是犯罪者對敘事有重大影響力的情況下，更需要誠實和公正地傳播事件。
在當今世界，對於人權危機的報導範圍與敘事框架，可能直接影響政策制定者與全球公民社會的回應方式、加害者是否被追責，以及最終受害者面臨施暴者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保護。媒體的沉默或關注，可能會帶來截然不同且真實的生命代價。
《紐約時報》等主要國際報紙和知名議程製定者肩負著更大的責任，準確、及時報導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權危機。正如詹姆斯・W・迪爾林（James W. Dearing）與艾佛瑞特・M・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於1996年在其著作《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一書中指出，《紐約時報》的編輯選擇影響深遠，例如：
當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紙以及新聞雜誌的製作人與編輯坐下來決定當天哪些新聞將獲得最多播出時間、最佳的版面位置與最醒目的標題時，他們通常會先查看《紐約時報》對相同議題所做的編輯決策。
在網際網路時代，這些決定會產生更廣泛的影響。一篇文章在發表後數小時內，就能被數百萬社交媒體使用者閱讀與分享，進而引發博主撰寫文章，並被引用到維基百科條目上，吸引更多人閱讀。任何新聞文章都是如此，而《紐約時報》的影響力尤為顯著。
在法輪功議題上的失格
然而，本報告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涉及法輪功問題上，《紐約時報》背離了新聞機構應遵守的真相原則和對讀者的責任，即揭露迫害和準確地報導受害群體的遭遇。相反地，《紐約時報》為中共的妖魔化標籤、虛假框架和宣傳論點提供了合法性和擴張性。無論有意或無意，該報為中共政權在國際層面贏得了宣傳上的勝利，其規模與公信力之大，甚至是中共自身都難以單獨實現的。
當中國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拘留和監禁迅速攀升至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當因酷刑和強制摘取器官而導致的死亡變得司空見慣；當修煉法輪功的家庭和社區因國內宣傳與所激發的仇恨而被撕裂的時候，《紐約時報》的讀者卻被灌輸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敘事，一個嚴重扭曲現實的故事。
首先，讀者被告知修煉法輪功的人數實際上不是七千萬到一億，而是只有 「兩百萬」。
然後，讀者被告知法輪功是「邪教」或「教派」，是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即使其他媒體已正確地指出「邪教」的標籤是出於政治動機且不實的。
然後，讀者被告知法輪功已被 「徹底消除」，即使主要人權組織和美國國務院的年度報告仍持續記錄著對法輪功的暴行在不斷發生。
然後，在超過15年的沉默之後，讀者被告知法輪功突然成為美國的「極右」政治力量，推動「種族主義」和其他「極端信仰」——這些標籤從嚴重歪曲到完全捏造。
與此同時，在整個中國，無辜的人們依然因為信仰而被投入監獄、遭受酷刑，甚至被殺害，他們始終堅持非暴力抗爭的信念。這一切持續至今。
另一種結果？
我們只能想像，如果《紐約時報》從一開始就調查中共政權為「消滅」七千至一億人所採取的行動，而不是無條件接受中國官方的聲明，情況會怎樣？如果《紐約時報》一直如同對維吾爾人和西藏人所做的那樣，誠實、全面且同情地向全世界報導法輪功的故事——即使暴行堆積如山，即使中共在全球舞台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又會怎樣？有多少家庭可能不會被拆散？有多少法輪功修煉者或許還活著？
然而，在《紐約時報》的失誤中，受害的一方並不只是法輪功。。今天，國際社會正為如何對付崛起且日益專制的中共而掙扎。但是，鎮壓的種子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經種下。事實上，25年來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培育了中共能夠嫻熟運用的各種打壓手段。
如果《紐約時報》能真正報導事件的全貌——大規模的非法拘留、強迫勞動、心理「轉化」、日益嚴重的人身監控，以及器官移植的濫用——那麼不難想象，國際間會採取更多行動來反制這些暴行，並遏制中共的過度行為。那麼，我們今天是否會面對一個較少鎮壓、更遵守法治的中國？隨後對維吾爾人的鎮壓（採用相同的手段）是否可能被制止？外國公司和政策制定者是否會更快意識到與中共做生意的風險？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將法輪功妖魔化，並壓制對法輪功修煉者殘酷迫害的報導。而《紐約時報》對法輪功報導上不負責任的歪曲和沉默幫助中共政權實現這一目標。究竟是什麼誘因、動機或原因促使《紐約時報》這樣進行不當的報導，外界很難解讀。但無論背後因素為何，這種報導最終已影響到中國和世界各地無數的生命、群體，甚至可能對幾代人造成了傷害。
與否認1930年代烏克蘭大饑荒以及掩蓋大屠殺並列，《紐約時報》在法輪功問題上的篇章，應當被視為這份所謂「記錄之紙」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之一。[99]
Origin: https://faluninfo.net/new-york-times-falun-gong-distortion/
Endnotes
[1] Yang Feng, “Death of a Radio Ho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Pang Xun Beaten to Death in Jail,” Bitter Winter, February 23, 2023, https://bitterwinter.org/falun-gong-practitioner-pang-xun-beaten-to-death/; Johana Bhuiyan, “Police in China can track protests by enabling ‘alarms’ on Hikvision software,” The Guardian, December 29,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dec/29/china-surveillance-protests-alarms-cameras-hikvision; Leeshai Lemish, “China’s other world,” The New Statesman, August 20, 2008,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2008/08/falun-gong-practitioners-china. Bu Dongwei, “Blog: My life inside a Chinese labor camp,”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cember 7, 2009,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09/12/blog-my-life-inside-chinese-labor-camp-20091207/.
[2] “A Quarter Century of Persecution, Over 5,000 Confirmed Death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Minghui, December 18, 2023,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3/12/18/213382.html; “Statistics and Evidenc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March 18, 2024, https://faluninfo.net/key-statistics-related-to-falun-gong/; Emma Batha, “U.N. urged to investigate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Reuters, September 24,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rights-organ-harvesting/un-urged-to-investigate-organ-harvesting-in-china-idUSKBN1W92FL/.
[3] Maria Cheung, Torsten Trey, David Matas, Richard An, “Cold Genocide: Falun Gong in China,” 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 12 Issue 1, 2018, https://digitalcommons.usf.edu/gsp/vol12/iss1/6/; Nina Shea, “The CCP Wages a Second Genocide—against Falun Gong,” National Review, February 4, 2022,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22/02/the-ccp-wages-a-second-genocide-against-falun-gong/.
[4]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Behind the April 25 Incident,” April 8, 2001, https://faluninfo.net/behind-the-april-25-incident/.
[5] “Ian Johnson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Pulitzer Prizes, 2001, https://www.pulitzer.org/winners/ian-johnson.
[6] Claudia Rosett, “Will Chinese Repression Play in Peor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1, 2002, https://faluninfo.net/wall-street-journal-will-chinese-repression-play-in-peoria/.
[7] John Pomfret, “Cracks in China’s Crackdow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199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Pcap/1999-11/12/062r-111299-idx.html.
[8] Philip P. Pan. “Human Fire Ignites Chinese Mystery,”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4, 20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1/02/04/human-fire-ignites-chinese-mystery/e27303e3-6117-4ec3-b6cf-58f03cdb4773/.
[9] John Pomfret and Philip Pan, “Torture Is Breaking Falun Gong,”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5, 2001, https://faluninfo.net/washington-post-torture-is-breaking-falun-gong/.
[10] Philip P. Pan. “Human Fire Ignites Chinese Mystery,”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4, 200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1/02/04/human-fire-ignites-chinese-mystery/e27303e3-6117-4ec3-b6cf-58f03cdb4773/.
[11] Elisabeth Rosenthal, “Sect Members Immolate Selves in Tiananmen Squar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128015409/https://www.nytimes.com/2001/01/23/world/sect-members-immolate-selves-in-tiananmen-square.html; Erik Eckholm, “To Fight Sect, China Publicizes a Public Burning,”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17022136/https://www.nytimes.com/2001/01/30/world/to-fight-sect-china-publicizes-a-public-burning.html.
[12] “False Fire: China’s Tragic New Standard in State Deception,” NTD, 2001, https://tv.faluninfo.net/false-fire-chinas-tragic-new-standard-in-state-deception/.
[13] Elizabeth Rosenthal, “Falun Gong Members Mark ’99 Sit-In With New Protest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2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011201021/https://www.nytimes.com/2001/04/25/world/falun-gong-members-mark-99-sitin-with-new-protests.html.
[14] Craig Smith, “The New York Times vs.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07100555/https://www.nytimes.com/2017/03/31/insider/the-new-york-times-vs-the-great-firewall-of-china.html.
[15] John Pomfret, “Cracks in China’s Crackdow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199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Pcap/1999-11/12/062r-111299-idx.html.
[16] “In Jiang’s Words: ‘I Hope the Western World Can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editorial,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2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507033938/https://www.nytimes.com/2001/08/09/international/asia/in-jiangs-words-i-hope-the-western-world-can-understand.html.
[17]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CCP Lies: an ‘Evil Cult’?,” https://faluninfo.net/misconceptions-an-evil-cult/.
[18] 從每篇文章中萃取與法輪功有關的描述和用詞，並進行評估。如果一篇文章包含與法輪功有關的不準確內容 (例如在標題中使用「教派」〔sect〕一詞)，則被歸類為「不準確」（inaccurate）。如果文章中的描述語調明顯偏負面、貶抑，或使用如「神秘」〔secretive〕等不準確或帶有偏見的詞語，則被歸類為「負面」（negative）。這兩類進一步合併為「負面／不準確」（negative/inaccurate）。若文章中對法輪功的描述大致準確，語調以中性或正面為主，則歸類為「中性－正面」（neutral-positive）。若僅有簡略描述，例如稱法輪功為「一種精神運動」（spiritual movement），則以此作為分類依據。經此方式編碼的159篇文章，多為硬新聞報導，但也包含少量的評論文章、讀者投書，以及電影和書籍評論。
[19] “Falun Gong Persecution Factsheet,”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6, http://web.archive.org/web/20061009071026/http://www.amnesty.org.nz/web/pages/home.nsf/dd5cab6801f1723585256474005327c8/83fba691f912206bcc2571d3001824ed!OpenDocument.
[20] Sect. 2024. In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ccessed March 18. https://www.oed.com/dictionary/sect_n1?tl=true.
[21] David Ownby, “Qigong, Falun Gong,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s: The Stories Beyond the Headline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p.92.
[22] As in Ian Austen’s November 9, 2007, story, “Chinese Calls Prompt CBC to Pull Show”. Ian Austen, “Chinese Calls Prompt CBC to Pull Show,”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0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409165458/https://www.nytimes.com/2007/11/09/business/worldbusiness/09broadcast.html.
[23] July 11, 1999 Seth Faison’s article was titled “Secretive Chinese Spiritual Group Holds Protest and Wins a Retraction From Beijing.” Seth Faison, “Secretive Chinese Spiritual Group Holds Protest and Wins a Retraction From Beijing,” July 11, 199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913201454/https://www.nytimes.com/1999/07/11/world/secretive-chinese-spiritual-group-holds-protest-wins-retraction-beijing.html.
[24] Craig Smith, “Beijing Protest By Falun Sect Brings Arrest Of Hundred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200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27131005/https://www.nytimes.com/2000/10/02/world/beijing-protest-by-falun-sect-brings-arrest-of-hundreds.html.
[25] David Ownby, Falun Gong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6] Ian Johnson, Wild Grass: 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United Kingdom: Vintage, 2005).
[27] Didi Tatlow. 2019. Testimony submitted to the China Tribunal, London, United Kingdom, 2019. https://chinatribu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DidiKirstenTatlow_Submission.pdf.
[28] Shanghai TV: 100 Million Around the World Are Learning Falun Dafa, Shanghai TV, 1998, https://tv.faluninfo.net/shanghai-tv-100-million-around-the-world-are-learning-falun-dafa/.
[29] Bay Fang, “An Opiate of the Mass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ruary 14, 1999, http://web.archive.org/web/20120509002028/http:/www.usnews.com/usnews/news/articles/990222/archive_000322_2.htm.
[30] “Statistics and Evidenc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March 18, 2024, https://faluninfo.net/key-statistics-related-to-falun-gong/.
[31] Seth Faison, “In Beijing: A Roar of Silent Protestors,” The New York Times, Aprl 27, 1999, http://web.archive.org/web/20240119010923/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library/world/asia/042799china-protest.html.
[32] Joseph Kahn, “Notoriety Now for Movement’s Leader,”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99, http://web.archive.org/web/20231002163253/https://www.nytimes.com/1999/04/27/world/notoriety-now-for-movement-s-leader.html.
[33] Craig Smith, “Falun Gong Manages Skimpy Rally; Is Sect Fading?,”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27172009/https://www.nytimes.com/2001/07/23/world/falun-gong-manages-skimpy-rally-is-sect-fading.html.
[34] Seth Faison, “Subversion Trials Due for Leaders of Sect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999, http://web.archive.org/web/20210302032938/https://www.nytimes.com/1999/08/25/world/subversion-trials-due-for-leaders-of-sect-in-china.html.
[35] Andrew Junker. Becoming Activists in Global China: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36] “Statistics and Evidenc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March 18, 2024, https://faluninfo.net/key-statistics-related-to-falun-gong/.
[37] Noakes, Stephen, and Caylan Ford. “Managing Political Opposition Groups in China: Explaining the Continuing Anti-Falun Gong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223 (2015): 658–79.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15000788.
[38] “China’s Repressive Reflex,” editorial,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9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918032620/https://www.nytimes.com/1999/07/28/opinion/china-s-repressive-reflex.html.
[39] Elisabeth Rosenthal, “Beijing in Battle With Sect: ‘A Giant Fighting a Ghos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323200112/https://www.nytimes.com/2001/01/26/world/beijing-in-battle-with-sect-a-giant-fighting-a-ghost.html; Elisabeth Rosenthal, “Former Falun Gong Followers Enlisted in China’s War on Sec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0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617080717/https://www.nytimes.com/2002/04/05/world/former-falun-gong-followers-enlisted-in-china-s-war-on-sect.html.
[40] Daniel Wakin, “Followers of Falun Gong In Public Relations Battl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200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27213633/https://www.nytimes.com/2002/12/19/nyregion/followers-of-falun-gong-in-public-relations-battle.html; Elisabeth Rosenthal, “Former Falun Gong Followers Enlisted in China’s War on Sec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0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617080717/https://www.nytimes.com/2002/04/05/world/former-falun-gong-followers-enlisted-in-china-s-war-on-sect.html.
[41] Kevin Roose, “How The Epoch Times Created a Giant Influence Machin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20, last modified March 9, 20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08162118/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4/technology/epoch-times-influence-falun-gong.html.
[42]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CCP Lies: an ‘Evil Cult’?,” https://faluninfo.net/misconceptions-an-evil-cult/.
[43] “Dangerous Meditation: China’s Campaign Against Falungong,” Human Rights Watch, January 2002, https://www.hrw.org/reports/2002/china/.
[44] “‘Changing the soup but not the medicine?’: Abolish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in China,”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7, 2013,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sa17/042/2013/en/.
[45] Sarah Cook, “Falun Gong, 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Freedom House, 2017,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2017/battle-china-spirit-falun-gong-religious-freedom.
[46] “Overview,”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Accessed March 18, 2024. https://endtransplantabuse.org/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47] David Matas and David Kilgour, Report into Allegations of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July 6, 2006, https://cja.org/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Kilgour-Matas-organ-harvesting-rpt-July6-eng.pdf.
[48] Ethan Gutmann, The Slaughter: 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4).
[49] Didi Tatlow, “Angry Claims and Furious Denials Over Organ Transplants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224094311/https://www.nytimes.com/2016/08/25/world/asia/china-organ-transplants.html.
[50] “Media Coverage on the Final Judgement” China Tribunal, Accessed March 18, 2024, https://press.chinatribunal.com/press/#2.
[51] Edward Wong, “Intellectuals Call for Release of Uigur Economis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0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620211453/https://www.nytimes.com/2009/07/15/world/asia/15china.htmll; Andrew Jacobs, “Uighur Intellectual Who Won’t Back Down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201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1164937/https://www.nytimes.com/2010/08/21/world/asia/21china.html; Edward Wong, “China: Uighur Scholar Monitored,”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20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617014757/https://www.nytimes.com/2013/02/09/world/asia/china-uighur-scholar-monitored.html; Andrew Jacobs, “Uighur Scholar in Ugly Confrontation With Security Agent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818104431/https://archive.nytimes.com/sinosphere.blogs.nytimes.com/2013/11/04/uighur-scholar-ilham-tohti-in-ugly-confrontation-with-security-agents/; The New York Times, “Outspoken Uighur Scholar Detained in Beijing,”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6, 201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128080522/https://archive.nytimes.com/sinosphere.blogs.nytimes.com/2014/01/16/outspoken-uighur-scholar-detained-in-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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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dward Wong, “Tibetans Fight to Salvage Fading Culture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7203304/https://www.nytimes.com/2015/11/29/world/asia/china-tibet-language-education.html; Jonah M. Kessel, Tashi Wangchuk: A Tibetan’s Journey for Justice, documentary, produc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20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7203307/https://www.nytimes.com/video/world/asia/100000004031427/a-tibetans-journey-for-justice.html; Edward Wong, “Tibetan Entrepreneur Has Been Illegally Detained, Family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916232824/https://www.nytimes.com/2016/03/11/world/asia/china-tibet-tashi-wangchuk.html; Edward Wong, “China Charges Tibetan Education Advocate With Inciting Separatism,”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916111429/https://www.nytimes.com/2016/03/31/world/asia/china-tibet-tashi-wangchuk.html; Edward Wong, “Police in China Push for Trial of Tibetan Education Advocat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5184916/https://www.nytimes.com/2016/08/31/world/asia/china-tibet-tashi-wangchuk.html; Edward Wong, “Chinese Prosecutors Ask Court for More Time in Detained Tibetan’s Cas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110120015/https://www.nytimes.com/2016/12/28/world/asia/tashi-wangchuk-tibet-china.html; Edward Wong, “Rights Groups Ask China to Free Tibetan Education Advocat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326183445/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8/world/asia/china-tibetan-education-advocate.html; Edward Wong, “China to Try Tibetan Education Advocate Detained for 2 Year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20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110115958/https://www.nytimes.com/2017/12/30/world/asia/tashi-wangchuck-trial-tibet.html; Chris Buckley, “Tibetan Businessman Battles Separatism Charges in Chinese Cour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219232708/https://www.nytimes.com/2018/01/04/world/asia/tibet-china-language-separatism-tashi.html; Chris Buckley, “A Tibetan Tried to Save His Language. China Handed Him 5 Years in Pris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20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108072040/https://www.nytimes.com/2018/05/22/world/asia/tibetan-activist-tashi-wangchuk-sentenced.html; Edward Wong, “Tibetan Advocate’s Prison Term in China Is Condemned,”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107214228/https://www.nytimes.com/2018/06/07/world/asia/china-tashi-wangchuk.html; Chris Buckley, “Tibetan Who Spoke Out for Language Rights Is Freed From Chinese Pris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7203311/https://www.nytimes.com/2021/01/29/world/asia/tibet-china-tashi-wangchuk.html.
[53] Andrew Jacobs, “China Imprisons 3 Men Who Maintained Uighur Web Site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30, 201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617101519/https://www.nytimes.com/2010/07/31/world/asia/31china.html.
[54] Edward Wong, “China Faces Criticism for Sentence of Journalis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4, 2010, https://www.nytimes.com/2010/07/25/world/asia/25china.html.
[55] Andrew Jacobs, “A Devotion to Language Proves Risky,”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 201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030220308/https://www.nytimes.com/2014/05/12/world/asia/a-devotion-to-language-proves-risky.html; Austin Ramzy, “After U.S-Based Reporters Exposed Abuses, China Seized Their Relativ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125184829/https://www.nytimes.com/2018/03/01/world/asia/china-xinjiang-rfa.html; Chris Buckley and Austin Ramzy, “Star Scholar Disappears as Crackdown Engulfs Wester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117231531/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0/world/asia/china-xinjiang-rahile-dawut.html.
[56] Patrick Boehler, “Tenzin Delek Rinpoche,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 Dies in Chinese Custody,“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3, 20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5185003/https://www.nytimes.com/2015/07/14/world/asia/tenzin-delek-rinpoche-tibetan-religious-leader-dies-in-chinese-custody.html; Andrew Jacobs, “Chinese Cremate Body of Revered Tibetan Monk, Ignoring Plea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6, 20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616140159/https://www.nytimes.com/2015/07/17/world/asia/china-cremates-body-of-revered-tibetan-monk-tenzin-delek-rinpoche.html; Andrew Jacobs, “Relatives of Tenzin Delek Rinpoche, Tibetan Monk Who Died in Jail, Are Detained,”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5212415/http://www.nytimes.com/2015/07/19/world/asia/relatives-of-tenzin-delek-rinpoche-tibetan-monk-who-died-in-jail-are-detained.html; Dan Levin, “Chinese Police Are Said to Seize Ashes of Tibetan Monk Tenzin Delek Rinpoch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0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616140002/https://www.nytimes.com/2015/07/22/world/asia/chinese-police-are-said-to-seize-ashes-of-tibetan-monk-tenzin-delek-rinpoche.html.
[57] Edward Wong, “China: 2 Tibetan Monks Sentenced to Priso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 201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517090417/http://www.nytimes.com/2011/05/12/world/asia/12briefs-China.html.
[58] Edward Wong, “Khenpo Kartse,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 Is Said to Be Sentenced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1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619202448/https://www.nytimes.com/2014/10/24/world/asia/khenpo-kartse-tibetan-religious-leader-is-said-to-be-sentenced-in-china.html.
[59] Edward Wong, “Prison Sentence for 2 Musicians Who Released Album of Protest Song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617004338/https://www.nytimes.com/2013/06/15/world/asia/prison-sentence-for-2-musicians-who-released-album-of-protest-songs.html.
[60] Andrew Jacobs, “China Frees Frail Tibetan in Prison for Activism,”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4183952/http://www.nytimes.com/2013/04/03/world/asia/tibetan-activist-jigme-gyatso-freed-in-china.html.
[61] Sharon LaFraniere, “China Aims to Stifle Tibet’s Photocopier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0, 201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617103839/https://www.nytimes.com/2010/05/21/world/asia/21tibet.html.
[62] Andrew Jacobs, “A Tibetan Blogger, Always Under Close Watch, Struggles for Visibili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0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104052256/https://www.nytimes.com/2009/04/25/world/asia/25woeser.html.
[63] Edward Wong, “Tibetans Fight to Salvage Fading Culture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7203304/https://www.nytimes.com/2015/11/29/world/asia/china-tibet-language-education.html; Dan Levin, “Teaching Tibetan Ways, a School in China Is an Unlikely Wonder,”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1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628195852/http://www.nytimes.com/2012/01/28/world/asia/teaching-tibetan-ways-school-in-china-is-unlikely-wonder.html.
[64] Andrew Jacobs, “China Still Presses Crusade Against Falun Go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9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208212257/https://www.nytimes.com/2009/04/28/world/asia/28china.html.
[65] Andrew Jacobs, “Behind Cry for Help From China Labor Camp,”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1, 20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219115629/https://www.nytimes.com/2013/06/12/world/asia/man-details-risks-in-exposing-chinas-forced-labor.html.
[66] Chris Buckley, “China Is Detaining Muslims in Vast Numbers. The Goal: ‘Transform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223225635/https://www.nytimes.com/2018/09/08/world/asia/china-uighur-muslim-detention-camp.html.
[67] Chris Buckley, “China’s Prisons Swell After Deluge of Arrests Engulfs Muslim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201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124043434/https://www.nytimes.com/2019/08/31/world/asia/xinjiang-china-uighurs-prisons.html.
[68] Muyi Xiao, Haley Willis, Christoph Koetti, Natalie Reneau, and Drew Jordan, “China Is Using Uighur Labor to Produce Face Mask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9, 202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7210707/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9/world/asia/china-mask-forced-labor.html. Ana Swanson and Chris Buckley, “Red Flags for Forced Labor Found in China’s Car Battery Supply Cha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2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8001003/https://www.nytimes.com/2022/06/20/business/economy/forced-labor-china-supply-chain.html.
[69] Chris Buckley, “The Leaders Who Unleashed China’s Mass Detention of Muslim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2018,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107232931/https://www.nytimes.com/2018/10/13/world/asia/china-muslim-detainment-xinjang-camps.html.
[70] Austin Ramzy, “5 Takeaways From the Leaked Files on China’s Mass Detention of Muslim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201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805064533/https://www.nytimes.com/2019/11/16/world/asia/china-muslims-detention.html.
[71] Muyi Xiao, Christoph Koetti, Natalie Reneau, and Drew Jordan, “Secret Video Offers Rare Look Inside Chinese Labor Program,”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201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226012246/https://www.nytimes.com/video/world/asia/100000006874372/chinese-labor-uighurs.html.
[72] Edward Wong, “Study Points to Heavy-Handed Repression of Tibetan Area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201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006201420/http://www.nytimes.com/2011/10/13/world/asia/study-points-to-heavy-handed-repression-of-tibetan-area-in-china.html.
[73] Andrew Jacobs, “China: Police Offer Rewards for Leads on Self-Immol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1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30210715/http://www.nytimes.com/2012/10/26/world/asia/china-police-ask-for-leads-on-self-immolations.html.
[74] Andrew Jacobs, “Rights Report Faults Mass Relocation of Tibetan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20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002004016/https://www.nytimes.com/2013/06/28/world/asia/rights-report-faults-mass-relocation-of-tibetans.html.
[75] Sarah Cook, “Falun Gong, 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Freedom House, 2017,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2017/battle-china-spirit-falun-gong-religious-freedom.
[76] “Forced Transformations,”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March 18, 2024, https://faluninfo.net/indoctrination-and-brainwashing/.
[77] Sarah Cook, “The Learning Curve: How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are Applying Lessons from Prior “Transformation” Campaigns to Repression in Xinjiang,”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February 1, 20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learning-curve-how-communist-party-officials-are-applying-lessons-from-prior-transformation-campaigns-to-repression-in-xinjiang/; The 2017 Freedom House report cited above makes widespread use of such sources to shed light on the scale of persecution, including for hundreds of verdicts of jailed practitioners and budget estimates from the 610 office.
[78] Noakes, Stephen, and Caylan Ford. “Managing Political Opposition Groups in China: Explaining the Continuing Anti-Falun Gong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223 (2015): 658–79.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15000788; Caylan Ford, “Tradition and Dissent in China: The Tuidang Movement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Communist Party“ (Master’s thesis,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8) https://www.allmystery.de/dateien/79056%2C1337890746%2CFord_Caylan2011Tradition_and_Dissent_in_China-_The_Tuidang_Movement_and_its_Challenge_to_the_CP_MA-Thesis.pdf; Maria Cheung, Torsten Trey, David Matas, Richard An, “Cold Genocide: Falun Gong in China,” 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 12 Issue 1, 2018, https://digitalcommons.usf.edu/gsp/vol12/iss1/6/.
[79] Leon Lee, Letter from Masanjia, Gravitas Ventures, 2018, https://www.amazon.com/Letter-Masanjia-Sun-Yi/dp/B07KDYY6DH/ref=sr_1_1?keywords=Letter+from+Masanjia&qid=1584992900&sr=8-1.
[80]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2008 Annual Report, last modified 2008,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08-annual-report;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2021 Annual Report, last modified 2021,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cecc-annual-report-2021; “Communist Party Calls for Increased Efforts to ‘Transfor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s Part of Three-Year Campaign,”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March 22, 2011,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communist-party-calls-for-increased-efforts-to-transform-falun-gong.
[81] “China’s Repressive Reflex,” editorial,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9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918032620/https://www.nytimes.com/1999/07/28/opinion/china-s-repressive-reflex.html.
[82] “Contortions of Psychiatry in China,” editori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217123716/https://www.nytimes.com/2001/03/25/opinion/contortions-of-psychiatry-in-china.html.
[83] Robert Elegant “China: Contrarian Ferment in a Badly Mismanaged Country,”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31, 199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8235445/https://www.nytimes.com/1999/07/31/opinion/IHT-chinacontrarian-ferment-in-a-badly-mismanaged-country.html.
[84] Simon Veazy, “Falun Gong: LETTERS TO THE EDITOR,”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199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19000712/https://www.nytimes.com/1999/11/04/opinion/IHT-falun-gong-letters-to-the-editor.html.
[85]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China,” 2008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5, 2009, https://2009-2017.state.gov/j/drl/rls/hrrpt/2008/eap/119037.htm.
[86] John Pomfret, “Cracks in China’s Crackdow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2, 199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Pcap/1999-11/12/062r-111299-idx.html.
[87] “Falun Gong’s Peacful Resistanc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pril 26, 2010, https://faluninfo.net/falun-gongs-peaceful-resistance/.
[88] “Top Chinese Officials Cite Falun Gong Crackdown as Central to Maintaining Regime Security,”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December 6, 2023, https://faluninfo.net/new-research-top-chinese-officials-cite-falun-gong-crackdown-as-central-to-maintaining-regime-security/.
[89] “公安部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公安机关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工作实效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report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security agencies across the country in fully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overall social stability],”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pril 16, 20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820105546/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16/content_5599924.htm.
[90] Caylan Ford, “Why Did Liberal Elites Ignore a 21st-Century Genocide,” February 4, 2021, https://archive.ph/Uf8K0#selection-1027.214-1027.306.
[91] There was one movie review published in October 2022 about Eternal Spring, a film about the persecution in China. Given the focus here on the Times’ news coverage of Falun Gong, it has been excluded from the count.
2022年10月，紐約時報曾刊登一篇關於《長春》（Eternal Spring）的電影評論，該片聚焦於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然而，鑒於本報告重點在於《紐時》對法輪功的新聞報導，該篇影評未被納入統計範圍。
[92] Corey Kilgannon, “Born on a Queens Street, a Battle Over Falun Gong Goes to Cour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8,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212133743/https://www.nytimes.com/2016/06/29/nyregion/falun-gong-queens-federal-lawsuit.html.
[93] HRLF Staff, Overseas Influence Oper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rthering the Crackdown on Falun Go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uman Rights Law Foundation, September 12, 2022, https://hrlf.net/wp-content/uploads/2022/09/2022-Overseas-Influence-Operations-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Furthering-the-Crackdown-on-Falun-Gong-in-the-United-States.pdf.
[94] Didi Tatlow, “Angry Claims and Furious Denials Over Organ Transplants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224094311/https://www.nytimes.com/2016/08/25/world/asia/china-organ-transplants.html.
[95] Kevin Roose, “How The Epoch Times Created a Giant Influence Machin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20, last modified March 9, 2021,
《大紀元時報》：從反華小報到右翼影響力機器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40308162118/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4/technology/epoch-times-influence-falun-gong.html.
[96] “United Nations,”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March 19, 2024, https://faluninfo.net/united-nations/; “Amnesty International,”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March 19, 2024, https://faluninfo.net/amnesty-international/; “Freedom Hous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March 19, 2024, https://faluninfo.net/freedom-house/; “U.S. Government,”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March 19, 2024, https://faluninfo.net/united-states-government/.
[97] Sarah Cook, “Falun Gong, 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Freedom House, 2017,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2017/battle-china-spirit-falun-gong-religious-freedom.
[98] “(河南) 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 2017年工作要点 [Key Points in the 2017 Work of Leading Group for Prevention and Handling of Xie Jiao-related Issues of CCP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Leading Group for Prevention and Handling of Xie Jiao-related Issues of CCP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2017, https://www.adhrrf.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henan-20170405.pdf.
[99] David Folkenflik, “‘The New York Times’ can’t shake the cloud over a 90-year-old Pulitzer Prize,” NPR, May 8,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5/08/1097097620/new-york-times-pulitzer-ukraine-walter-duranty; Laurel Leff, Buried by the Times: The Holocaust and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Newspa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